自ChatGPT推向市場，人工智能（AI）能做什么，以及能做到什么地步，這些突破既使人們驚嘆，也引發了人們擔憂。

從對個人數據的囤積和信息泄露，到詐騙，再到損害企業競爭，這些風險的威脅讓各方提高了警惕。近一個月來，從七國集團(G7)會議領導人到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都呼吁為人工智能（AI）技術制定國際標準和更強力的法規。

但與此同時，實施監管的代價又是什么，創新的可能性會因此湮滅嗎？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帶著這些問題，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了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AED）的決策科學和技術管理教授埃夫根尼奧（Theos Evgeniou）。他在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領域已深耕超過25年，也是經合組織和世界經濟論壇等組織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成員或顧問。

埃夫根尼奧的主要觀點是，在監管方面，我們很難“一次到位”，重要的是建構一個能夠持續學習、不斷適應、快速修復的監管程序與體系。

為什么要監管AI

第一財經：為什么隨著ChatGPT等生成性AI的普及，AI監管的重要性更突出了？

埃夫根尼奧：我們要意識到三點。第一，生成性AI有多強大。我認為幾乎所有人，包括生成性AI的開發者，都沒有預想到其能力。

第二，生成性AI的行為方式如何。現在有一些關于突現行為（emergent behavior）的討論，這種行為可能比預期更有影響。而且，生成性AI涉及人類語言和人類身份。而人類語言是幫助我們定義“我們是誰”和“我們做什么”的重要部分。因此，如果技術可以模仿那些能夠定義人類身份認同的東西，就帶來了新潛在風險和新可能性。

第三，像ChatGPT這樣的生成性AI技術是所謂“根基模型”（foundation models）。人們可以在這種模型的基礎上開發大量產品，并能夠進行微調。換言之，它們不是單純的產品，而是核心技術，是人們可以開發的產品之核心所在。這種核心技術本身已經非常強大，我們甚至無法預測人們將依靠它們開發出什么。我們也從未仔細考慮過如何管控和規范根基模型。這是一種新概念。

第一財經：意大利等國禁用了ChatGPT，當我們擔憂AI帶來的風險時，我們到底在擔心什么？

埃夫根尼奧：有些國家或企業會禁用這些技術，可能是因為有潛在的風險，比如能泄露重要知識和信息，也可能因為很難控制這種AI能帶來什么。

另一方面，一些國家禁用它可能是因為存在政治或健康風險，這可能關乎人們的國家認同。具體來說，這些生成性模型有點像“特洛伊木馬”。基本上，ChatGPT在某種程度上濃縮了全球互聯網。因此，如果針對一個特定的網站，禁止訪問它很容易，但有了ChatGPT，你無法知道這些網站的內容是否從中暴露。

第一財經：近期，我們看到了一些AI詐騙的現象，例如模擬名人或熟悉的人的聲音進行電話詐騙。我們應該如何監管這種行為？

埃夫根尼奧：首先，這些技術本身可以被應用于一些有價值的創造，改善人們的信息流。比如，企業可以用這種技術來優化廣告營銷信息或開發創意內容。在美國大選中，也可以以此來優化電子郵件活動。

然而，只有這種技術越界，就可能從“銷售”或“營銷”而變成“操縱”，比如通過電子郵件進行釣魚或傳播錯誤信息，甚至是對未成年的人進行誘騙。這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東西，只是有了生成性AI后，好的和壞的方面都被放大了。

很明顯，我們需要其中一些部分進行監管。要注意的是，我們要規范和監管的是內容審核的過程，而非內容本身。一些國家和地區已著手制定有關內容審核的法規。例如，歐洲提出《數字服務法》（DSA），涉及規范在線平臺的內容。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法規，因為它帶來了一個公平和透明的內容審核程序。

總之，我們需要法規來規范如何公平和透明地審核內容，至于內容來自人還是來自人工智能，這在某種意義上并不重要。

歐美AI監管的異同

第一財經：歐盟即將對《人工智能法案》進行投票。你認為歐盟在AI監管上最側重什么，與美國有何不同？

埃夫根尼奧：歐美在監管上有異同之處。從相似點來說，很多法規都是按照行業劃分的。

舉個例子，歐美航空領域的法規不會有太大區別。你在德國坐飛機或者在美國坐飛機，你應該不會詢問其法規是否不同，因為他們最終都要保障安全。對AI技術也是如此，行業內很多事情在不同地區都是相似的。

但坦白說，沒有任何人完全了解AI技術到底會如何影響人類的權利。因此，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是，管控風險的時機——你要現在就插手控制風險，并早早地設置限制和標準？還是要等一段時間，看看AI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然后再進行監管，出臺一些限制？

歐洲通常是前者，而美國在這方面則更有耐心。美國喜歡的方式是“不要著急，讓我們看看它會如何，我們先允許創新，等有問題時再去解決它”。這是因為美國在決定行動時往往也非常迅速。我們已經看到金融危機后，美國改變事情的速度有多令人驚訝。這也符合美國愿意放手觀察的做法。

第一財經：美國的治理方式對商業更友好嗎，這是否意味著反監管的立場？

埃夫根尼奧：我不認為如此，因為商業是需要監管的。總的來說，我認為沒有人不需要監管。即使是科技高管也在說“監管我們”，最近美國參議院對OpenAI首席執行官阿爾特曼（Sam Altman）的聽證會就是如此。他們知道，如果沒有監管，人們將不信任技術，就有可能失去創新和進步。監管并不反創新，監管也可以支持創新，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

但另一方面，監管的確也會減緩創新，當它增加了競爭難度，給一些小企業、投資和退出機制大大增加做事成本時尤其如此。例如，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導致了小企業成本驟增，其中大多是歐洲初創公司。這最終幫助美國大公司獲得了競爭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一結果與歐盟的目的恰恰相反。

關鍵之處在于，我們要理解，第一，沒有完美的法規；第二，做事要平衡成本，這個成本可能是小企業的競爭，或是終端消費者的信任和安全。當你必須平衡各個因素，你無法一次得到最優解。你只能從某個地方著手，然后不斷迭代更新、迅速響應。“邊走邊學”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能出于恐懼而監管，這是不充分的，也是不正確的。它應該是一個持續學習的體系，有一個能夠快速吸收和修復的路徑。

同樣，監管中必須有不可跨越的紅線。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中就規定了不可發展的部分，比如不可用于社會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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