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亞洲最早實現工業(yè)化的是日本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我們一般把明治維新視為日本走向現代化道路的起點。明治維新之前是德川幕府時代，德川幕府時代后期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是，佩里率領的黑色艦隊來到日本，要求日本開放貿易。在經歷了一番抗爭之后，日本妥協，德川幕府時代結束，明治維新開始。

日本看到了西方的強大力量，積極向西方學習，引入英國的議會制度，同時也引入了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很多改革，包括廢除之前的身份等級制度。日本也有“士農工商”，但其中的“士”不是士大夫的“士”，而是武士的“士”，其他“農”“工”“商”的內涵與中國類似。廢除身份等級制度后，日本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更加靈活。

此外，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廣泛推行義務教育，對改善其人力資本起到了很大的幫助。日本政府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為產業(yè)成長奠定了基礎。日本政府還特別重視通過產業(yè)政策來引進和傳播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日本還在明治維新后推行土地稅改革等。

總而言之，日本比較徹底地學習西方，不只學習技術層面，也學習經濟制度、社會治理層面，放棄了很多原有的傳統，通過這種途徑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從增長奇跡到經濟停滯的根源

日本“失去的20年”，不只表現在經濟下行，同時還伴隨著持續(xù)的通貨緊縮。

在簡單的供求曲線中，經濟下行的同時伴隨著嚴重通縮，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在需求面。供給面當然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針對這種宏觀指標的組合（產出和物價都在下降），更有力的解釋應該是在需求面。歐美主流經濟學家也把“失去的20年”主要歸結為需求不足，比如伯南克、克魯格曼等。

那么，這個觀點對不對？《繁榮與停滯：日本經濟發(fā)展和轉型》一書給出了答案。

該書作者是兩位非常著名的日本學者，有著非常豐富的政府工作經驗與學術背景。本書有著強有力的統計數據支撐，可以看出在2012年之后，“失去的20年”結束了。安倍政府在采取了極端的寬松貨幣政策支持需求擴張之后，日本經濟有了明顯恢復，迎來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長的一輪經濟景氣周期，給“失去的20年”畫上了句號。

靠著通過需求政策刺激需求，日本走出了“失去的20年”。所以，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主流觀點上，包括事后來看日本如何破局，都是通過需求面的辦法幫助日本走出“失去的20年”。

我也比較認同日本“失去的20年”最主要還是需求問題。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學術界很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資產負債表衰退，即人們更愿意儲蓄而不愿意投資和消費。這與需求不足其實是一種鏡像關系。

除此之外，還要注意到“失去的20年”在不同階段的表現是不一樣的。這20年不是一個故事，而是包含好幾段故事。比如1992~1997年間，在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整個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跌，這對日本經濟的沖擊力非常大。這段衰退更多地可以被理解為“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的衰退。

1997~2002年又是另外一個階段。其實在1996、1997年的時候，日本經濟有了一定恢復。但是緊接著日本加征了消費稅，東南亞爆發(fā)了金融危機，日本爆發(fā)了銀行業(yè)危機，大量金融機構破產，影響了全社會的信貸，從而影響了全社會的購買力，日本需求不足的問題重現并且進一步加重。其實，1997~2002年日本經濟下行的嚴重程度要比1992~1997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更加嚴重。

2003~2007年這段時間，即小泉純一郎任職首相期間，日本經濟有一定的恢復，但沒過多久就發(fā)生了2008年次貸危機，接下來又是一輪明顯下行。

事后，日本學者也在反思。每當經濟出現一點復蘇，財政政策或者貨幣政策總要收緊一下，結果恢復進程還沒平穩(wěn)，日本經濟就再次下行，導致財政又不得不進一步擴大支撐力度。1992年日本經濟進入衰退，在1997年剛剛有起色的時候，日本就開始上調消費稅，一下子把經濟的上升勢頭又按下去了。再疊加東南亞金融危機、銀行業(yè)危機，又給經濟帶來新的壓力。貨幣政策也是如此。2000年，經濟還沒有完全從銀行業(yè)危機中走出來時，日本政府取消了零利率政策。

對此，很多從事宏觀經濟研究的學者會在政策層面著重批評兩點：一是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刺激政策的力度不夠；二是經濟還沒有充分恢復的時候就開始緊縮。除了宏觀政策之外，監(jiān)管政策也值得反思。在經歷了這么久、這么多的討論批評后，我們可以看到安倍政府非常堅決，使用了非常極端的貨幣政策，事后來看，其政策也確實見效了。

日本處理貿易沖突的經驗教訓及啟發(fā)

“廣場協議”導致日本經濟衰退，這在日本是一種非常小眾的觀點，從發(fā)生的時間來看，也對不上。在《繁榮與停滯：日本經濟發(fā)展和轉型》一書的兩位作者看來，不應該把“廣場協議”與日本經濟衰退聯系到一起，“廣場協議”之后的“盧浮宮協議”與日本經濟泡沫的放大有一定關系。“盧浮宮協議”使得日本選擇了更低的利率，刺激了泡沫的放大。

日美之間的主要沖突不在貨幣金融領域，而在貿易領域、產業(yè)政策領域。這里面有幾點，現在可以為我們所借鑒。

首先，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某些領域與國際市場特別是美國產生競爭關系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當美國要求開放市場、做出改變時，它有些要求并不合理，卻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有些外部壓力推動了日本國內很多領域的改革，如貿易領域、產業(yè)領域、金融領域。就像中國當初加入WTO一樣，它其實幫助推動了國內的市場化改革，對經濟成長是有幫助的。有一些數量限制類政策（如限制產品出口數量）對日本產業(yè)發(fā)展非常不利。

再次，日美沖突主要是在貿易和產業(yè)領域，并沒有太多外延，沒有過度擴大化，也沒有過度政治化。

從日本應對這些來自美國的壓力的過程中，我們也能獲取一定的經驗教訓。比如，有些日本學者認為，日本的半導體產業(yè)曾經超過美國，到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半導體產業(yè)在一定程度上被韓國、中國臺灣趕超，這多少跟美日在半導體領域的貿易爭端有關。在應對貿易爭端的時候，日本采取了很多數量型政策而不是價格型政策，這些數量型政策對日本半導體產業(yè)的產量擴張、投資擴張和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打擊非常大。

最后，不要因為國際壓力而“綁架”國內政策，國內的政策目標應該處于優(yōu)先地位。日本為了簽訂“盧浮宮協議”而采取低利率政策，不在乎國內的資產價格上漲、經濟過熱等現象，這是犧牲了利率去保匯率。事后來看，這樣做的代價是非常大的。

如何制定和利用產業(yè)政策

我們能夠向日本經歷學習的地方其實還有很多。綜觀這段歷史，我們至少能發(fā)現以下三個事實。

第一個事實：二戰(zhàn)以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的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快速趕超國家，都采取了產業(yè)政策，尤其是在經濟趕超的初期階段。產業(yè)政策又有多種類型，這里指的不是為了度過蕭條期的產業(yè)政策，也不是基礎設施建設類的產業(yè)政策，而是幫助某些產業(yè)發(fā)展壯大的政策。

第二個事實：從這些國家采取產業(yè)政策的過程中，能夠發(fā)現很多產業(yè)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這樣的案例非常多。

第三個事實：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無論是日本還是前面列舉的歐洲國家，都在退出產業(yè)政策，不再明確大力扶持某些產業(yè)的發(fā)展，更多強調促進市場競爭的政策。

為什么會同時出現這幾個事實？這可能跟發(fā)展階段有關。當經濟處在趕超的初期階段，資本非常短缺時，無論日本還是歐洲國家，其產業(yè)政策更多的是一種信貸資源的配置，即在政府的調整下把更多的信貸資源配置給工業(yè)部門、制造業(yè)部門、基礎設施建設部門。比如，日本當時就非常強調將外匯儲備用在進口機械設備上，從而發(fā)展工業(yè)。在一個儲蓄不足、資本短缺、特別是外匯短缺的階段，政府用“有形的手”把資源優(yōu)先配置給增長潛力更大、技術進步空間更大的工業(yè)部門。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fā)展，資本和外匯儲備不再短缺，這個時候政府再去進行這種信貸資源的配置就意義不大了。

隨著經濟復雜程度和產業(yè)復雜程度的提高，成功的產業(yè)政策會越來越難制定。到了一定的發(fā)展階段，特別是當資本不再短缺、外匯儲備不再短缺、經濟復雜程度不斷提升時，產業(yè)政策的效果就會比之前退化很多，成功的概率也會下降很多。這就需要重新調整產業(yè)政策，讓市場發(fā)揮更多力量，減少政府在產業(yè)層面的一些干預，這樣可能效果會更好。

日本經濟轉型期的一些關鍵教訓

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在全球宏觀經濟政策領域的討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是增長停滯，很多人會講到日本“失去的20年”，背后的根本性原因就是私人部門的投資意愿非常低。如果投資不能充分消化儲蓄，接下來就會出現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經濟不能維持在潛在的產出水平上。

打個比方，讓你的意愿儲蓄和計劃投資重新回歸平衡的真實利率可能是-5%~-3%，這就意味著你需要大量的補貼投資，才能讓投資充分消化儲蓄。這是理想中的狀態(tài)，在現實中無法實現。在現實中，只能把真實利率降到-1%，達不到-3%或-5%的水平，這個時候儲蓄和投資是有缺口的，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經濟不能充分恢復到潛在產出水平，這是增長停滯在研究層面上的定義。

不只是日本，次貸危機后，這個問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發(fā)達國家，如今中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疫情之后，我們的居民儲蓄大幅攀升，而私人部門的投資意愿大幅下降，這個時候，讓市場出清的真實利率應該大幅下降，但現實中并非如此。我們的政策利率調整有限，政策利率的下行幅度小于通脹的下行幅度，真實利率反而有些上升，不利于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再平衡。

今天中國宏觀經濟復蘇面臨的最突出的問題是真實利率過高，高于讓儲蓄和投資能夠重建平衡（市場出清）的中性真實利率。這與日本“失去的20年”和發(fā)達國家過去在金融危機之后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至少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上是一樣的。

該如何解決？

最應該首先響應的是政策利率，可以把政策利率盡可能地下降，降到0也可以。如果由此帶來的真實利率下降幅度還是不夠，還是不能充分激勵私人部門的投資和消費支出，怎么辦？這就需要財政政策，將私人部門的儲蓄和投資缺口資源充分利用起來。從實踐上看，用零利率或比較極端的寬松貨幣政策，基本上能解決這個問題。美國和歐洲在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之后，經濟上行、失業(yè)率下降、通脹緩慢攀升。日本安倍政府的“三支箭”，最主要的就是極端的寬松貨幣政策，也發(fā)揮了不錯的效果。日本的這段經驗對今天的我們很有啟示意義。

中國可能會長期面臨類似的問題，因為經濟發(fā)展到一個階段，特別是工業(yè)化水平達到了一定階段之后，需求不足、增長停滯可能會是經常面臨的挑戰(zhàn)。通過周期性政策、總量政策能夠緩解這一問題，還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創(chuàng)造更好的投資環(huán)境。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并不沖突，有一個也總比沒有好。

（作者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資深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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