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智量先生的第一次見面應是7年前了。他住華師大一村，在我的印象里，高校附屬的教工的“村”仿佛都有一種功能，它們的存在，就是為了圈定一批安貧樂道的人。智量先生的房子太舊了，窗外很有年頭的綠化使得那個房間發暗。書架上，一些蒼老的書籍讓我失去觀看的熱情，而更加留意聽他講。

(相關資料圖)

智量先生的魅力，我在還沒拜訪他之前，甚至都沒有看過任何有關他的文字時，就能感受到。這事很神秘，有個神奇的連接將我吸引到他的住所。我手中帶著的，不是他最負盛名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譯本和他翻譯的普希金的其他作品，也不是他的小說《饑餓的山村》。我帶的是一本1985年出版的《康拉德小說選》。

連接就來自其中。書是袁家驊、趙啟光編的，收入的康拉德小說里有一篇《黑暗的心》，是智量先生的譯本。康拉德的小說文字致密，段落漫長，層理繁復，一向是不容易讀的，但《黑暗的心》的名氣太大，促使我去努力看完最后一個字。我的理解粗淺，但記憶力不錯，對于小說里的叢林魔王庫爾茲，我記得的是他殺了無數土著人，用他們的頭骨裝點自己的地盤。這當然是十分殘忍的。然而，小說里的敘事人馬洛直到最后，都說他忠誠于庫爾茲。他的表達使我費解。

我倒不是為了求教而去訪問智量先生的。《黑暗之心》后，我又看了先生的另外幾部俄語譯作——曼德爾施塔姆的詩選《貝殼》，以及帕斯捷爾納克的一些詩，然后，我特別想找到智量先生，翻著書對他說：我讀過了，我比較喜歡這首，比較不喜歡那首……連接在加強，我重新翻開《康拉德小說選》，找到《黑暗之心》，它的位置在書的后半部，像船艙的壓艙石，我又重看它的開頭：某日，在泰晤士河入海口的地方，有幾個人坐在一起，他們都是退了休的船長，遠離了海上生活，只剩下一肚子回憶，唯有一個叫馬洛的人仍然“依海為生”，馬洛開口講起了他的故事，他說他年少時看著世界地圖，目光就追向了非洲大陸的心臟地帶，覺得那里黑暗而神秘……我覺得，我也應該跟智量老師坐在一起了。

“我心臟壞了，心還沒壞”，年近九旬的智量先生開口便說。他的笑意蕩漾開來，覆蓋在房里各處，把我攝了過去。我離他更近了。他的敘述，每一句話不需要修辭就有場景味，就連接電話時的那聲“喂”都帶著氣氛。這真的很像康拉德的敘事。我把我念小說的體會說了幾句，然后打開書，剛想問“您是怎么翻譯的？”就住了口。

怎么翻譯的？除了一字一句，逐字逐句，還能怎么翻譯呢？這是笨問題，和“對XXX您怎么看？”一樣笨。

我直接用手指點到了書頁上。小說第四頁上的文字，寫的是馬洛：

“他是我們中唯一仍然‘依海而生’的人。對他所能說的最壞的一句話只是，他不能代表他的階級。他是一個水手，但是他也是一個流浪漢，而大多數水手，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都過著一種原地不動的生活。他們的心情都像是在閉門居家一樣，而他們的家永遠在他們身邊——船，他們的祖國也永遠在他們身邊——大海。船和船總是非常相像的，而大海也永遠是同一個模樣。在他們這種一成不變的環境中，異國的海岸，異邦人的面孔，變化萬千的生活，都從身邊一溜而過，不是被蒙上一層神秘感，而是被蒙上了些許自以為是的無知；因為對一個水手來說，沒有什么東西是神秘的，除非是大海本身。大海是支配他的存在的霸主，像命運之神一般不可思議。至于其他，公余之暇，偶爾上岸溜達一次，或是偶爾尋歡作樂一番，就足以使他看到整個一片大陸的秘密了，而往往他會發現，這種秘密也并不值得去了解。水手們的信口開河總是直來直去的，全部的含義就像一只敲開的核桃一樣，明擺在它的破殼里一樣。但是馬洛，除了信口開河的癖好這一點之外，他不是一個典型的水手，對他來說，一個故事的含義并不像胡桃肉一樣藏在殼里邊，而是在外層把故事裹了起來，而故事突出了含義，就像一股灼熱的光，散射出一抹煙霧來一樣，這情景就好像那些迷蒙的月暈光環，有時候只是靠了月亮光怪陸離的輝映，才使我們能看得清它。”

這篇小說，我真的是念過的嗎？如果是，為什么每一句話仿佛都是初識？

這些文字的氣氛異常之濃郁，完全無法講它是屬于“議論文”，屬于“記敘文”，還是“說明文”，還是“抒情散文”……“對他能說的最壞的一句話是，他不能代表他的階級”，這句話實在太驚人了，說一個人“不代表他的階級”，這意味著什么？智量先生是吃過大苦大難的人，1958年后，他就被認定為“代表”他的階級，一個食利者，一個混在人民之中的寄生蟲，他的身份是“五類分子”，這種帶數字的稱號，要么表示最好（“三好生”），要么表示最壞（“四害”）。這是他不可能愿意接受的命運。而馬洛的情況相反，他不能代表他的階級，這在康拉德寫來是對他“最壞”的一個評價，那就表明，這個階級是有地位、受尊重的，而馬洛是里邊的異類，是邊緣人。可是這個“最壞”，似乎又是在說反語……

區區一個句子，就包含了多少深長的意味。

康拉德接著說，馬洛是水手，但也是流浪漢——這又是驚人之語，尤其是“但”字驚人。驚人的議論接踵而來：他說，大部分水手過著一種原地不動的生活——這又怎么解釋？他說，他們總跟船在一起，那是他們的家，而祖國則永遠是大海——一點不錯啊！而且最關鍵的是這一句：“他們的心情就像是在閉門居家一樣。”

一連幾番驚人之后，邏輯便像流水一樣順遂：水手，生活節奏一成不變，到過多少異國異邦，他們都是過客，都要匆匆趕往下一個目的地。但緊接著又起了高潮：康拉德說到了水手眼里沒有“神秘”。有一大堆中式的俗話正蠢蠢欲動，像什么“閱人無數”，什么“飽經風霜”，什么“看淡了一切”……然而康拉德卻說，水手“公余之暇”，偶爾上岸溜達、尋歡作樂一番，就足以“看到整個一片大陸的秘密”！

這是什么樣的氣魄！可更豪邁的居然還在下一句里：“往往他會發現，這種秘密也并不值得去了解”……

康拉德開寫《黑暗之心》的1899年，是相當窮的，也很想出名。可是賺錢成名的迫切需要，并沒有損傷這部作品里任何一個字的光彩。這篇小說，哪怕只是這一段話，就包含了康拉德作品的各種重要的主題：航海，水手，海上心情，被自以為是的無知所充斥的生活，大陸的秘密；也包含了他對寫作的基本看法：一個值得寫的故事，不是一個敲開了殼就能看到果肉的核桃，它的內容與形式應該完全一體，不能剝離，應該敘述中有風格，風格中有敘述。故事的含義應該像煙，像霧，像月亮照在各個地方留下的影子，讀者通過這些影子才注意到月暈。

1899年，這些話，莫奈之類印象派畫家讀到了將會激動落淚，因為他們同樣確信，風景的本質在于神秘變幻的光而不在于客觀事物；馬上要出版《釋夢》的弗洛伊德會深深引康拉德為知己，因為他懂得，夢的內容不只是白日所思的簡單投射，它更等于人對夢的敘述——夢的形式；愛因斯坦也一定找到同道了，他將來所要闡釋的時間和空間，不是二元的，而是一體的。

當然，這些領悟要到以后了。在智量先生家，我只是不能自拔地沉入這段文字里，就連“您什么時候翻譯的”都忘了問。智量先生說，小說使用的英語相當難，寫法也是特別。他講，在譯了一部分以后，他不知道自己在譯什么。

他在書里慢慢地翻，慢慢地尋找。最后停在了一個地方：“就是在這里，我翻不下去了。”

那是馬洛來到剛果殖民地，看到白人殖民者驅趕著土著人干活的場景。攝人的氛圍一如既往：壓迫和被壓迫，奴役和被奴役，這是多么簡單、多么清晰的關系，然而在小說里并非如此。黑人土著是一些“黑色的人形的東西”，他們緊緊依附著大地，呈現出“各種各樣痛苦的、認命的和絕望的姿態”。馬洛知道“工作在進行”，可他并沒有直接描寫鞭打、呻吟、流血流汗，而只是寫聽到一枚火雷爆炸，“我腳下的土地輕輕顫抖了一下”。

在智量先生曾經的處境里，一切都那么清晰：好人與壞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不屬于這個，就屬于那個。每一個人都被告知，工作在進行，運動在繼續，于是這些就成為他們“知道”的事情，他們也以此籠統地概括自己當時的經歷。我后來讀一篇文章，智量先生寫的，寫他1958年后，在河北幾個農村勞動改造，他說“我的確真心誠意地在改造”，“我下定決心去改造”，可是，他始終并不明確地知道他在改造什么，他明白的只是，改造將讓他“回到人民的隊伍里”。

當改造臨到他的頭上的時候，他是不太知道他在改造什么的。他所知道的只是他干了一些什么活兒，他得到了一個村子的村委會的感謝信，證明他“勞動表現不錯”。這就像馬洛那一刻在工地上，只能聽到炸雷，感覺到大地的顫動，看到土著人痛苦地等死。我們所說的“奴役”，是一種事后的寬泛定性，帶有明確的褒貶。如果智量先生在康拉德的行文中讀到了對奴役行為的明確描寫，他的翻譯工作大概就會順利很多。

那種表述太陌生了，康拉德不僅使用一種跟中文截然不同的字母語言，而且他對事對物的認知和表達，不僅與當年中國人所習慣并很少反思的路數不一樣，想必也突破了世界上其他地方普通讀者的認知。《黑暗的心》，是一場真正的革命。

“我就把稿子放下了，放了很久一直沒動它。”智量先生說，直到有一天重新拿起來，“我發現我可以翻譯下去。”

于是他譯完了整個作品。他都沒有告訴我那是哪年的事情。我也沒有問。在智量先生面前，我能做的僅僅是聽，以及機械地、不帶任何想法地翻書，翻到某一頁，念幾行字，再翻，再念幾行字，有時看看他，他當然在微笑，從無例外。在表達人的神態氣質這方面，中文是一種貧乏的語言，除了“笑”“微笑”，我竟然找不到更多的詞語來描述智量先生的表情。也難怪我們的感官要么長期閑置不用，要么就被大堆悼詞一般的套話喂飽。

然而，我本著一種想要重溫智量先生當年突然“開竅”的過程的心思，繼續不斷地重讀這篇小說，直到自己也明白“開竅”的意義。康拉德寫了這么長的一篇，議論洋洋灑灑，卻沒有一句話落空，景物描寫無處不在，卻沒有任何一處自我重復。當我在聽智量先生講他的初戀故事，講他因為頭上的帽子而遇到的種種麻煩，講他怎樣離婚，跟妻子怎樣“選擇”帶哪個孩子，講之后被調入華師大教書等的時候，一個小姑娘（大概是外孫女）經常溜進這間斗室，跟先生抱了又抱，親了又親。氛圍被打破了，但這種被打斷的感覺，跟《黑暗的心》里，馬洛的故事講到引人入勝的深處時，康拉德忽然插了兩筆去描寫聽眾們的樣子（他們的面目在越發濃重的暮色中更加模糊）的節奏很有些相似。“插話”是多有意思的事情，“出戲”也是戲的一部分。

1900~1901年，在《黑暗的心》發表的時候，康拉德又開始寫他的《諾斯托羅莫》。這部小說寫到月光下的海洋，一個碼頭工長，從大陸出發，進入海洋，帶著來自大陸的秘密——一船被托付給他的銀錠。別人對他一無所知，卻自以為是地認為他是一個不可腐蝕的人。而他自己，把這船銀錠藏了起來，變成了他自己的秘密。

現在這些作品都是頂級的文學寶藏。可是在當年，康拉德一直陷入深重的自我懷疑——他并不是懷疑這東西能否順利出版，改善他的經濟條件，他是完全吃不準，這樣寫出來小說，算不算有價值。在1903年寫給H.G.威爾斯的信里，他說：“我……徹底瘋了，愁思牽腸于我的工作。我好像騎車沿著一塊14英寸厚的木板過懸崖，一哆嗦就全完了。”同年寫給A.H.戴弗瑞的信里，他說：“孤獨正把我吞噬。我什么也看不見，什么都讀不進去。我好像待在一個既是墳墓又是地獄的地方，只能寫啊，寫啊，寫啊。”雖然是表達痛苦和懷疑，但是文字那么精確，比喻既動人又真誠，一個處在真實的水深火熱中的人，落筆行文有著難以言傳的高貴。

智量先生那天告訴我，一直有做口述史的人來找他，聽他講往事：“就像你聽我講這樣。”他的回憶文章也都結集出版了，有一本《人海漂浮散記》，有一本《往事與懷念》。我就把書放在身邊，有時看上幾頁。好幾年過后，有一天我又去訪問智量先生，他剛出院不久，笑容依舊。我問起那個小姑娘，她還常來嗎？先生說：她長大了，就不愛和我玩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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