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背景下，數據要素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被引入，并與其他生產要素融合，形成了數字經濟新型的生產關系。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進行分析可以看到：數據生產要素的彈性系數對總產出的邊際效應大于0，即數據要素的投入使得總產出的邊際效應遞增，產量增加。原因在于，數據要素使得單位勞動或者資本要素可以創造出較高的價值，比如一是增大傳統要素在價值鏈流轉過程中產生的價值，提高生產效率；二是提供數據增值服務，進而提升產品服務質量。總之，通過改變勞動、資本、數據等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的配比關系，數字經濟提高了技術和人力投入的產出比，提高生產效率，進而提高生產總值。

(相關資料圖)

但是，我國幅員遼闊，東西南北各地區傳統經濟及其所依托的現代信息網絡產業，數字經濟發展并不均衡，那么數字經濟對制造業轉型的影響在不同地區間是否會存在差異性，原因是什么？探討這些問題，有助于采取針對性的措施，更好地促進數字經濟在區域制造業轉型升級中發揮作用。

數據分析

我們采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實證分析了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促進區域制造業轉型及其存在的異質性。長江經濟帶沿線覆蓋九省二市，橫穿東中西部的長江經濟帶的制造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根據其地理位置，長江經濟帶上游地區為云南、貴州、四川和重慶，中游地區為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江蘇、浙江和上海為下游。其上中下三大區域，資源稟賦和開發程度差距較大，產能沿江流向遞增，而要素豐裕度沿江由西向東遞減。

我們通過三個一級指標、十個二級指標對長江經濟帶制造業升級情況進行綜合評分，從結果來看，長江經濟帶產業發展比較不平衡，江浙滬處于第一梯隊，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處于第二梯隊，云南和貴州處于第三梯隊。隨后，我們綜合運用隨機森林模型和熵值法，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產業發展以及融合應用三大維度進行考察，得到長江經濟帶11省市數字經濟的綜合得分情況，結果顯示：2013~2021年間，長江經濟帶各省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顯著，上海、江蘇、浙江為核心的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領先；長江中游地區各個省份發展差距不大，湖北相對較為突出；長江上游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兩級分化嚴重。（見表1）

數字經濟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在長江上中下游地區也具有異質性。（見表2）

數據解讀

1．長江上游地區。

數字經濟的直接效應中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可能的原因包括：數字基礎設施的鋪設加速本地信息的流轉速度，人才、資本的流入推動本地區制造業轉型升級。

間接效應在5%的顯著水平下顯著為負，可能的原因為：一是本地區四省市內部發展不平衡，川渝兩省市相對于云貴地區的產業基礎更優，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差距較大。成都、重慶作為兩個一級核心城市吸引了大量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的集聚，存在虹吸效應；二是資源密集型產業占比較大，具有低附加值、低技術裝備、資源依賴強，資本和知識匱乏、產業鏈環節較少且不完整的特點，以數據和要素為主要特征的數字經濟對其作用有限；三是本地區的勞動力素質整體較低，無法充分擴散數字經濟帶來的技術進步至制造業轉型領域，制約了升級發展的潛力。

2.長江中游地區。

直接效應為正但不顯著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該地區主要是資源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雖然本土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數字化改造提升了效率，但對資源類產業過于依賴；二是技術具有時滯效應，觀測數據收集年限較短，數字孿生技術、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尚處于初期引入階段，互動關系尚未形成。

間接效應為正但不顯著的原因包括：地區間產業結構相似度高，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沒有過度聚集到某個地區，不存在虹吸效應。當臨近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時，本地區的制造業可以通過學習模仿獲得生產過程的重新組織。

3.長江下游地區。

直接效應在1%的顯著水平下為正，可能的原因為：一是產業結構上更偏向于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數字經濟對資本要素和技術要素能夠更好融合；二是電子商務、人工智能、數字金融等數字化產業在該地區相對聚集，發展基礎較好，這對制造業的技術創新也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三是消費互聯網發展突出，多元化的數字化消費需求能夠拉動供給端的生產升級，形成良性的消費與生產互動循環機制。

間接效應在1%的顯著水平下為正的原因在于：具備較好勞動力素質和知識存量，能夠充分利用臨近地區的數字技術和知識共享。本地區地處長三角區域，各城市之間協同性較好，臨近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能夠對本地區制造業的轉型起到一定帶動作用。

政策建議

隨著長江上游-中游-下游地理的推進，數字經濟對制造業轉型的直接效應分別呈現“促進-無-促進”作用，間接效應則呈現“抑制-無-促進”作用。對此提出如下建議：

1.整體上應兼顧“有為政府”與“企業主體”。

政府統籌規劃、合理引導。依托長江經濟帶產業鏈完備的優勢，發揮長江黃金水道的作用，加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發展，調動各種資源培育市場。加大對長江經濟帶是落后地區資源、人才、政策的傾斜力度，強化對落后地區投資的優惠條件，共同培育數字經濟、制造業轉型方面的復合人才。

發揮企業主體作用，以應用場景為關聯紐帶，明確“是否需要數字化改造，哪些環節需要，如何做？”等關鍵問題，避免進行無目的、無計劃的數字化轉型。同時，發揮龍頭企業帶動效應，以其為核心建立產業鏈上下游合作平臺，推進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中小企業結合自身情況，有選擇性地接入互聯網基礎平臺，在生產的各個環節進行再造重塑，以此產業鏈發展帶動中小企業的數字化進程。

2.因地制宜，引導數字經濟與區域差異化特色產業融合。

其一，針對長江上游地帶，“引進、育人、互動中學習”。

首先，引進數字經濟相關產業。要用好自然資源豐裕、勞動力、土地成本低的優勢，積極承接引進與數字經濟關聯度高又契合本土資源優勢的產業，以優化本土數字經濟發展環境。

其次，推行積極的人才引進政策。優化人才結構，加大對數字科技投入的支持，以提升企業對新興技術的吸收和轉化能力，通過發達地區的技術轉讓或者溢出效應驅動區域內自有知識更新。

再次，降低引勢利差。關注長江下游地區的區域內部發展不平衡問題，云貴地區要主動接入川渝地區的地方性生產網絡，充分利于互聯網跨越空間的強大能力，用數據要素來突破省域邊界，在“互動中學習”，以此推進本地產業升級。

其二，長江中游地帶，“技術創新、干中學、資源協同”。

首先，提高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以技術創新來挖掘產業發展潛能，促進本土制造業的內生增長。依托5G網絡、數字孿生技術等，探討產業研發、設計、包裝、配送環節的流程虛擬化，模擬車間生產縮短企業成本。

其次，加大對企業人才的數字化知識培訓，提升數字化技能，在“干中學”中融合傳統制造技術與新興技術。

再次，要加強城市群之間的互動聯系，長江中游地區區域發展具有武漢、環鄱陽湖、環長株潭三大城市群，應根據產業集群特點，加快三大城市群的信息化服務平臺建設，推進區域內的數字化聯系，以此不同產業做強、做好。

其三，長江下游地帶，“變革、育人育產、建立科研聯盟”。

首先，變革研發、制造模式、服務等創新體系。要充分借助數字經濟的正向推進作用，推進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以實現整個價值鏈的智能制造。面向工業互聯網以眾創、眾籌、眾包、協同創新等形式變革原有研發體系。要以消費者為中心，柔性生產，精準服務變革產品服務體系。

其次，培養人才與新興產業，鼓勵建設新型勞動中介平臺，在長三角區域更大范圍內配置勞動力資源，圍繞“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探索新工科人才培養，推進跨學科交叉研究。

再次，建立政產學研聯盟，釋放區域間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搭建區域產業共性技術與數據平臺，重視基礎研究和前沿科學發現，其研究成果在區域內地區無償或者部分有償轉移和擴散，建立區域利益共同體，以推動本地區制造業升級。

（張文英系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葛建華系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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