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去年此時，我是怎么從最淡定的人逐漸進入不安態，并且眼看著其他理應十分不安的人一點點復歸淡定，或者說麻木的。唯一確定的事情是一切都不確定，而人文知識分子再努力，做得再多，也不過是像那些被普遍漠視的健康專家一樣，一再地警告說：“一個焦慮癥時代已經降臨”“世界上的抑郁癥指數達到新高”。在19世紀，索倫·克爾凱郭爾的名字，是和憂懼直接有關的——他寫的那本書，有時翻譯成《憂懼的概念》，有時翻譯成《憂郁的概念》或《焦慮的概念》。他用一個筆名寫成，在1844年出版，毫無疑問，他是體驗過書名里的那個詞的，他的每一本書的主題都來自他入心的體驗，除了《憂懼的概念》，還有《恐懼與顫栗》，有《重復》，有《致死的疾病》。

丹麥人尤金姆·加爾夫的《克爾凱郭爾傳》，是這兩年一直在念的一本書。雖說丹麥的文學/文化人物，說得上“世界級”的也就克爾凱郭爾、安徒生和勃蘭兌斯這三位，雖說加爾夫明言，克爾凱郭爾42年的人生非常平淡，沒有幾件事可講，雖說這本書所述及的19世紀人物也大多不知名，顯示出克爾凱郭爾活躍的圈子乃至整個丹麥文化圈的影響力都十分有限，但也正因此，克爾凱郭爾的力量才帶上了更大的奇跡屬性，他的存在，是一個絕對的例外，而非必然。

(資料圖)

《克爾凱郭爾傳》

[丹麥]尤金姆·加爾夫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 2019年12月版

戀愛與退婚

克爾凱郭爾有理由感到“憂懼”。在傳記中，他是一個始終沒有真正放松過的人。他26歲的時候，父親就80歲了，他有一個哥哥，其他五個兄弟姐妹全部因為事故、疾病或分娩并發癥的摧折而死在了父親前面，可想而知，這個生育眾多的家庭也是彌散著死亡氣息的。在生命后期，克爾凱郭爾的禱告詞都是這樣的：“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童年不快樂，我的青年充滿了折磨……”

他按說不必如此，因為父親84歲死后，留給他們兄弟倆的財產，加上房屋拍賣所得，足以讓克爾凱郭爾不用工作就能活得舒舒服服，他喜歡美食，鵝肉、鴨肉、魚肉，每天都喝兩次肉湯，啤酒、咖啡則一直不斷；而且他也無需為父親的辭世傷心，他曾跟朋友說，父親的離去讓他覺得“現在不需要再聽老爺子嘮叨了”。

但是好景不長。從1839年2月2日起，克爾凱郭爾在日記里不斷提到一位女子，他贊美她的美，用他自己的方式玩味她的姓名：她的姓太水了——奧爾森，在哥本哈根，往窗外扔一塊磚頭就可能砸到一個姓奧爾森的人，但是名字，“謝天謝地，是非常詩意的雷吉娜”：“我在每個姑娘的臉上都看到你美的蹤跡，可是我相信，一切姑娘的美都來自你……你走在前，你是我的想望，你是否升華到另一個世界在向我招手？”加爾夫評價說，克爾凱郭爾的這番甜蜜呼喊既有一種“屏息凝神的歡樂”，又有“告別的憂傷”，他認為，克爾凱郭爾不僅用寫作向雷吉娜致以最高的愛意，更把雷吉娜變成了他偉大的寫作和思想藝術的一份臨時的材料。

克爾凱郭爾后來的求婚，雷吉娜自己也有相關回憶，而加爾夫的傳記里著重分析的是克爾凱郭爾在1840~1841年間給雷吉娜寫去的32封信。很顯然，克爾凱郭爾對書寫有著完全的沉浸，寫信并不是單純的聯絡和示愛的手段，而是目的。一般人會籠統地將克爾凱郭爾信中的文字稱為“很浪漫”，但在一個充滿好奇和感受力的人看來，他的文字與一般的文藝癡情漢太不一樣了，比如1840年10月7日信中這一段話：

“夏末的黃昏——小小的窗戶開著；月亮膨脹；它要超過自己的光芒，以掩蓋它在海面上的反光，其超過了月光本身的輝煌幾乎可以聽到。它憤怒的閃光隱在云層里，大海在顫抖——你坐在沙發上，被飄蕩的思緒環繞，目光也漂移不定，只有當它們在浩渺的天空中抵達無限，就無限的思緒才漸消……”

凝望夜空已久，夜空也會回以凝望——生活在波羅的海另一端的柯尼斯堡的伊曼紐爾·康德是如此，比康德小90歲的克爾凱郭爾也如此。克爾凱郭爾思想中的戀人和戀情關系是“空靈”的，和日常生活拉開了很大的距離，他幾乎是在對雷吉娜做“精神凈化”——甚至可以說是“精神氣化”。雷吉娜當時19歲，需要為未婚夫守身而深居簡出，克爾凱郭爾的書信理應讓她安靜地、有儀式感地處在婚前的孤獨中，可是到了1841年8月，他卻寄去了一朵枯玫瑰，外帶一封講述玫瑰如何“在我手中萎謝”的信。隨后，他退還了訂婚戒指，又寫去了訣別信。后來的事情就很正常了：雷吉娜的父親向克爾凱郭爾問罪，克爾凱郭爾的哥哥也大發雷霆，他明白弟弟的抑郁，可是無法接受這種不折不扣的丑聞發生在自己家里。

克爾凱郭爾后來也在著作中反復提到他退婚的決定，那當然是他的憂懼的直接證明。在評論他的同時代丹麥人安徒生的時候，他提到了這位童話大家對自己的書寫：“就如風景畫家有時愛做的那樣，作家將自己繪入他的場景。”但是，要是僅僅以自傳的方式，用一個個“我如何如何”來談論和分析憂懼，克爾凱郭爾遠不能成為真正的哲人。克爾凱郭爾圍繞著自身的憂懼，思考出了一般意義的人類生活，特別是基督教的文化語境里，面對上帝的生活。讓-保羅·薩特——他不僅是存在主義哲學最主要的闡揚者之一，而且是把存在主義溯往克爾凱郭爾的關鍵人物——說得真切：讀克爾凱郭爾是一個“向自己回爬”的經歷，“我想抓住他，而我抓住的是自己”。

“土包子城”哥本哈根

在克爾凱郭爾看來，了解憂懼是最有必要的事情。自從史詩年代，憂懼就纏繞著人類——一如《吉爾伽美什》中，諸神被人類攪了睡夢后，讓人類始終處在被毀滅的威脅之下。“杞人憂天”不是什么笑話，因為《舊約》明明白白地說過，人類早已被上帝用40天大洪水毀滅了一次，如今活在世上的，都是義人挪亞的子孫；只要曾發生過的，就必然會再度發生，神是大能的，“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追溯得更遠一些，人類都是犯罪受罰的亞當夏娃的子孫——女人生育、男人勞作就是受罰的結果。罪是遺傳下來的，你活著，就繼承了罪，你的生命都要負罪而行，謹小慎微。

如果說關于罪的故事可以被視為虛構，視為一種有意的意識形態灌輸，那么《新約》則指出了更根本的憂懼的來源，那就是死亡：“被死亡的恐懼所奴役”是凡人的命運。克爾凱郭爾說，我們去積累物質產品，去爭奪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權力，為的就是獲得更大的安全感來抵御靈魂層面的不安全感。可是這是徒勞的，抓到手中的東西遲早會失掉，在失掉的時候，焦慮將更甚沒有它們的時候，這就很像沖澡的體驗：剛站入浴池的時候，人的身體還有很大的熱量，而沖完熱水澡后關掉水龍頭的瞬間，人會感到體熱迅速下降而打冷戰。

在沒有辦法克服憂懼的時候，我們必須了解憂懼的來源。在沒有辦法低估目前的危機的情況下，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用不夸大、不自欺的態度去了解歷史上的危機，及其引起的一個個憂懼時代，要明白憂懼是生而為人的必然。就看克爾凱郭爾所在的丹麥吧，丹麥人尤其是哥本哈根人的心理狀況，從生存環境、幸福感、預期壽命、行動的自由度還有經濟狀況和風俗等角度，就能揣想個八九不離十。

據加爾夫所說，1840~1844年，哥本哈根人的平均壽命是男性34歲，女性38歲。克爾凱郭爾對哥本哈根的環境深惡痛絕，他住的那條街名字叫“玫瑰堡”，可他整天聞到的最濃烈的氣味，來自一個皮匠在房子夾縫里晾曬的新剝的獸皮，甜膩膩酸唧唧。正如同時代的狄更斯在《艱難時世》等作品中描寫的“霧都”倫敦，哥本哈根也苦于嚴重的工業污染，“敞開的陽溝里流淌著皮革廠產出的黏糊糊的廢水”，而玫瑰堡街正是皮革廠最集中的地方。

衛生學，在19世紀的歐洲還是一門不存在的學問，人們的衛生常識基本為零。哥本哈根在資本主義擴張年代涌入了比以前多6倍的人口，房屋擁擠，而相應的公共設施建設遠遠落在了后邊。一位神學教授在報紙上譴責人們的“不知羞恥”，即說他們當街大小便。可是沒有辦法，旱廁根本不夠使用，何況這么多的居民，每天掏清一次的旱廁，在白天就是“都市氣息”的主要貢獻者。

污水橫流，破壞了地下水的水質，影響到人們日常飲用水的健康。管道工力不從心，最好的水是從城外的一個湖中引來的，但引水管的質量堪憂，水走到半路噴出死魚和水蛭，都是常見的現象。城中還有大量的牲畜，人畜混居導致疫病流行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洗澡很難，有條件的人在家中買浴缸，但提水上樓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看到商機的人則設法拿到許可證，開專用的澡堂賺錢。

克爾凱郭爾是城里的有錢人，就連他都無法忍受環境的惡劣，更不用說廣大的平民。加爾夫記載，克爾凱郭爾家對面就是一個收容所——“破衣爛衫堡”——正式登記在冊的窮人住戶有63人。此外，城里還有許多這類收容所，其名字各異，但無不令人嫌惡：“地獄”“水坑”“雷雨云”“被下了咒詛的打炮房”“虱子俱樂部”“廁所”“蟲害為患的小屋”“雜物間”“奴隸碼頭”“清道夫之屋”……克爾凱郭爾是個熱心的賑濟者，不過鑒于他思考和寫作的主題，人們不會像談論比如契訶夫那樣，談論克爾凱郭爾的美德。他忍受，他神游，他關心神學問題和論辯，而不會主動介入政治—社會事務。

“破衣爛衫堡”在1850年3月底著了一場大火，使得全國都知道了它的名字。就在著火一個月之后，克爾凱郭爾搬家離開了。玫瑰堡的這座房子是他出高價租的，有5間房，而在之前和之后，他的住房環境也都是舒適的。對居住和建筑的感受，被他寫入了《憂懼的概念》之中，成為他的持續的哲學思考的一個對象，例如他說，每個人都是“靈與肉”的綜合，并天然有著精神稟賦，這就如同一座二層樓帶地窖的建筑，可是絕大多數人都是可悲可笑的，他們情愿住在地下室里，也就是說住在感官的領域里，不僅如此，一旦有人告訴說：你樓上的房間都空著呢，怎么不去住？他們還會光火。

克爾凱郭爾把哥本哈根稱為“土包子城”，遍布著庸人市儈。他這樣描寫丹麥：它曾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在19世紀已無足輕重，它“很小很狹隘，所有人都認識彼此，最高的神靈就是對人的恐懼，遭到眾人的諷刺（無論是否公正）是最可怕的……生活在一個浮淺的小國是多可厭煩的事情，它唯一的特點就是沒有特點。”

逆境讓他豐產，寫作為他續命

他的作品實際上是很好賣的，1841年的《論反諷概念》，尤其是1843年出版的《勾引者手記》，都獲得了市場成功。但是在1845年，他和在北歐發行數千份的諷刺雜志《海盜船》起了一場沖突，這份標榜機智諷刺的雜志，完全撕破臉皮一般地攻擊克爾凱郭爾，根據他瘦長的身材、帶有病容的面孔，將他描繪成一個形象古怪可笑的傻子。難以置信的是，這竟然使得克爾凱郭爾就此自行“社死”，因為他走在哥本哈根街頭，會招來一些無聊人的哄笑，他們“很樂意看到一個卓越的人被踩在了腳下”，即便他只是見了某個人，都會被《海盜船》的作者記下來，為人們所知。1846年后，克爾凱郭爾完全不再信任大眾，他的作品也越來越晦澀，《憂懼的概念》《致死的病癥》，很多地方都難以下咽。

他也用假名出版，并在札記里反復涂改。晦澀意味著獨立的語言風格和術語使用，基于對大眾低下的理解力和從眾的惡習的清醒認識，克爾凱郭爾有意制造閱讀門檻，只把希望寄托在后世（當世他并不指望）極少數的精英讀者身上。但他的想法也是矛盾多變到了極點，1848年他在一條札記里說“我在死后才會得到理解”，在另一條里則說：“一步到位地給同時代人一個確定的，而不是疊加的印象，讓他們知道我對自己的看法，知道我想做什么，等等，這么做肯定是對的。”

他一直在高度的猶疑狀態之中。1847年初春，他構思了一次系列講座，由12講組成，5月他正在準備時，忽然間就覺得自己不合適了，原因是感到自己更習慣寫作，而不是演講，寫作是深思熟慮精雕細刻的工作，在其中他能充分享受：“如果我要演講，那么肯定會像寫別的東西一樣，先寫好講稿，再照本宣讀：我不愿意這么做。”于是他決定“隨它去”，只做自己適合的事情，能不能“出圈”、被廣泛的人群所知，悉聽天意了。

他一直就沒有離開被他百般諷刺的哥本哈根，除了埃米爾·波厄森之外，他沒有第二個知心朋友。正如他對憂懼的深耕一樣，逆境也是相當令他沉醉的狀況，他說別人受到折磨后就文筆枯竭了，可他卻相反，反而能夠豐產。寫作為他續命。1846年后一直到1855年逝世，他單是筆記就寫了三十多本，這種收獲，同他憂郁的心境以及不停地提到“感謝上帝”相結合，使他在很多神學從業人員眼里是個被宗教拯救的人。

可他畢竟是《論反諷概念》的作者，對于以反諷來保持情感疏離的寫法，他深有心得。在1846年的一條札記里，他記下了第一次拜訪一位名醫的經過，這位醫生名叫奧拉夫·隆特·邦，他跟克爾凱郭爾家有20多年的交情，在那時的醫學觀點里，生理和心理完全一體，克爾凱郭爾的憂郁和身體問題是可以一道問診，并一道獲得建議的。這段札記的開頭，就是他被引用最多的話：

“我是一個最深刻意義上的不幸者，從我最早的童年起，我就被釘死在某種近乎瘋狂的痛苦之上，而痛苦的深層原因在于靈肉失衡；（奇怪的是，這痛苦也跟我無限蓬勃的激勵并存）因為它不僅無關我的精神，而且在靈肉的緊張關系中，我的精神還能獲得罕見的彈性。”

現代心理學的正念療法，核心觀點就是活在當下。克爾凱郭爾實際上已提出了這一點：鑒于不確定的事情太多，憂懼無法根除，人最好的選擇就是讓自己沉入一個行動的決定性時刻里，在能夠控制今天和明天的時候，充分控制今天和明天。但是，他所說的“無限蓬勃的激勵”，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產物，更多的是他那些不能結痂愈合的傷口：他深深地感興趣于自己的憂懼，如果他不寫這些，那他倒是真正郁悶了，事實上，他很少有這樣郁悶的時候，我們能看到的都是他那用來寫種種大書的、用不完的能量。

克爾凱郭爾相信，完美的身體、健康的心理，只會讓人一頭跌入舒適區里不想出來，所以真正的精神生活，是要在感受到肉體——這一精神暫時的居所——的沉重負擔后才能進入的，當肉體被精神所蓋過，這精神才是最活躍、最發達、最有創造力的。這種觀點固然不可能適用于每個人，可是一定具有療愈作用。

克爾凱郭爾，這位平生不拍照，只留下兩幅（未完成的）素描畫像的哲人，在他的最后兩年里迷上了叔本華哲學，像他最崇拜的哲人——蘇格拉底一樣，揭破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的真相：他第一個指出，只有在外部世界讓叔本華不得不悲觀的時候，他才是個悲觀者，而在他的哲學登堂入室時，叔本華就成了一個舒舒服服享受名利，寫點格言警句兜售給小布爾喬亞讀者的作者。但克爾凱郭爾卻是一致的：他一直留在憂懼之中，是靠它滋養創作，而不是因為沒能從憂懼寫作中充分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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