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經濟全球化面臨困境的形勢下，中國經濟如何轉型突圍的議題備受各方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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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主辦的“中國智庫論壇暨綜研院年會”在深圳召開。其間，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就“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與對策”主題進行發言。

樊綱認為，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中國經濟仍然很有韌性，復蘇值得期待。但也面臨一些不利因素，包括需求不足、產業鏈轉移及地緣政治風險等。

他提出，應通過改善投資環境、穩定企業家預期，來促進民營企業投資；通過增發長期公債來為推進城市化籌措資金，增加現實的投資需求。

多種不利因素

樊綱分析，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幾方面不利因素，其一是需求不足，包括消費需求、投資需求，供給的復蘇快于需求的復蘇。

在消費需求方面，樊綱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就業不增長、收入不增長，導致消費難增長，特別是低收入階層，很難增長。簡單的短期的所謂刺激消費政策，在供給側提供好的消費條件、消費渠道等，不能說沒有作用，但因為問題主要出在需求側，所以很難有大作用。

投資需求不足主要是民營企業投資不足。他認為，政府投資目前也受到一些阻礙，因為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形成了一定掣肘。

其二是世界經濟的收縮、下滑，導致出口需求面臨下滑的壓力。4月份以前的出口增長還是不錯的，但是前景堪憂，面臨著下滑的風險。

其三是產業鏈轉移。這里面有些是正常情況，比如有些產業要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去；還有疫情導致大家關注產業鏈過度集中的問題，大家主動想分散供給鏈，降低風險，這也很好理解；但也有些是地緣政治的問題，個別國家發起貿易戰，搞所謂“長臂管轄”、制裁，逼得很多企業要轉移出去。樊綱認為，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

通貨緊縮了嗎？

伴隨需求不足的一個明顯現象是價格指數下跌。4月份全國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僅上漲0.1%，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同比下降3.6%，后者已經連續多月為負。這就引出了一個討論：是不是通貨緊縮了？

“我的觀點，這不叫通貨緊縮。通貨緊縮是貨幣供應量下降導致的需求不足和價格下降，而現在通貨增長的水平在歷史上也是比較高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是約12%的增速，而2022年的名義GDP增速是約4%。”樊綱說。

“這在一定意義上屬于貨幣超發下的價格下降，其背后其實有著整個社會生產效率提高、成本不斷下降的情況。”樊綱說，“那么，這種情況下，貨幣到哪去了？”

樊綱解釋，這時的貨幣變成了存款。因為利率下降，融資成本下降，導致人們的投資收益預期減弱，他不一定去貸款、投資了。有些企業貸款用于發工資，但因為收入沒有上漲，人們也沒有擴大消費。于是一季度存款增長了15萬億多，其中居民存款10萬億。

樊綱表示，這就是經濟學所謂的“流動性陷阱”，它導致貨幣流通速度放慢，也有人稱作“非典型通貨緊縮”。這正是國內當前面臨的情況，投資需求不足，總需求不足，導致了價格水平一定程度的下降。

如何擴大需求？

樊綱認為，一旦陷入“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的作用其實不大，因為就業不足、工資不漲，很難通過短期刺激的辦法拉動消費。“主要還是要關注投資需求，包括公共投資和企業投資兩種需求。”樊綱說。

要擴大民營企業投資，主要的辦法是改善投資環境，穩定企業家的預期。要充分發揮大企業、特別是大民營企業的作用，穩定他們的預期，鼓勵他們投資于未來。“導致民營企業家預期不穩、預期減弱的原因有很多，我們要真正地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使大家能夠去踴躍投資。”樊綱表示，“要擺正鼓勵大企業發展和反壟斷的關系，一方面要堅持國內的反壟斷，鼓勵中小企業大發展；另一方面，也要鼓勵大企業、大的龍頭企業能夠進行投資。”

樊綱進一步表示，在企業投資一時半會還不可能有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還不得不主要靠政府投資。政府投什么？投城市化。城市化不僅是農民進城的城市化，也是小城市的人進大城市的城市化。因此，需要通過城市群的發展來實現下一階段的城市化，進而促進下一階段的城市消費增長。

增發長期公債

現階段依靠政府投資推進城市化，自然難以繞開政府債務問題。最近地方城投債風險正引發多方關注，還要擴大債務規模嗎？

在樊綱看來，答案是肯定的。他分析，中國目前的宏觀杠桿率并不高。他引用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實驗室的一份報告稱，2022年中國宏觀杠桿率為273.2％，而日本為476%；美國光國債一項占GDP的比重就達到123%，中國的中央加地方公共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則在60%左右。即使再加上算在企業債務里的城投債，也大概只有100%左右，“還是相對比較低的，可以進一步提高。”樊綱說，“當然，債務率不是說越高越好，但該做的事情不做也不對。”

樊綱認為，目前城投債的問題在于“兩個錯配”。一是功能錯配。它本來主要作為企業流動性貸款的，結果去搞了建公共基礎設施這種財政的事情。二是期限錯配——這是更嚴重的。一個基礎設施要真正發揮作用往往是十幾二十年以后，真正有收益是三十、五十年以后，結果城投債都是五年、十年期的，嚴重錯配。

他舉例說，荷蘭1648年為了修河壩，發了永續債，年利率5%，現在還在正常付息；美國繼存的市政債平均期限是17.7年；日本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公債有“60年償還規則”，因為建筑物的生命是60年。

要解決用于推進城市化的政府債務“兩個錯配”的問題，樊綱提出，一個辦法就是發行長期公債。有的地方在給城投債展期，這在一定意義上是糾正過去的期限錯配問題。“新人新辦法”，新的項目用新的長期公債去支持，可以擴大融資，增加一些現實的投資需求。

復蘇值得期待

樊綱說，盡管仍面臨著一些難題，但對中國經濟抱有信心，“中國經濟仍然很有韌性，仍然有很多新的增長點”。

比如，疫情期間備受打擊的服務業，其復蘇要有一個過程，不用著急；一些發達經濟體正承受高通脹，我國不存在這個困擾；一些國家大量貿易逆差的時候，我國仍然是巨額順差；外匯相對平穩，暫時看不到大幅貶值或升值的可能；金融系統存在的一些問題正在妥善解決當中。

與此同時，諸多新的增長點大量出現。比如，新能源車，一季度中國已經成為出口最大的國家。在新能源技術和設備、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生物醫藥等領域，中國都有較為突出的亮點。這些都為中國經濟增強了韌性，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的整體復蘇值得期待，“實現5%甚至更高的增長速度，相對來講是不難的。”樊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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