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場1分錢、只賣臨期食品、實名認證后下單……近日，一家名為“綠洲盛食社”的小店線上開業。作為國內首家“食物銀行”，深耕線下門店6年后，“綠洲”決定觸網。

“食物銀行”的宗旨是募集余量食物，免費發放給需要的人，愛心人士“存入”的食品，由困難家庭“取出”。2015年，“綠洲”落地上海，“食物銀行”開始本土化之旅。緊接著，廈門、合肥、杭州等地紛紛試水。

作為“舶來品”，“食物銀行”理念新穎，難免水土不服。不充分的供給、難挖掘的需求、仍存在的偏見……都是進一步發展的阻礙。

與臨期食品“賽跑”

早上7點，位于上海塘橋街道的“綠洲食物銀行”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附近超市里的臨期食品，在冷藏一夜后，被準時送到這里，靜待需要的人。

“我們想要架起一座橋，既減少食物浪費帶來的環境問題，也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食物補充。”談起將“食物銀行”引入國內的初衷，上海綠洲公益發展中心理事長李冰如是說。

自成立以來，“綠洲食物銀行”授權全國304家非盈利機構、社區、學校作為分發點，共幫助239家食品廠商，“搶救”了1000多噸臨期食品，免費發放給受助者100多萬人次。

“綠洲”之后，形式多樣的“食物銀行”開始在國內落地開花。去年9月起，肯德基陸續在深圳、福州、南京等13個城市推出45家“食物銀行”餐廳。

在廈門，20%的便利店已設立“食物銀行”貨柜。“快遞小哥、環衛工人路過時，會進來拿點面包墊墊肚子，一些顧客也會主動購買‘買一送一’或‘第二件半價’的商品，要求我們幫忙錄入系統，提供給有需要的人。”當地一位區域負責人表示。

浙江版的“食物銀行”提供了差異化的發展思路。在金華，“共享糧倉”形式靈活，既是商場里的一個愛心冰箱，也是面包店內的一個貨架。家庭或企業把消耗不完的食物送到“共享糧倉”，免費分享給市民。

在杭州，“西湖糧食銀行”由政府牽頭，與農夫山泉、盒馬鮮生等企業達成公益合作，低保群體可憑借民政部門定向發放的“幸福幣”兌換食物。為保障食品安全，每件食物入庫后都會被貼上“糧食碼”，可以追溯到生產商、生產日期、捐贈人、經手人等全流程信息。

發現困境中的人

目前，“食物銀行”的運營模式都是線下分發，中國正在給出新的可能。

“綠洲”盛食社上線當日，首批上架了寬粉、黃小米、綠豆等食品，剩余保質期均在一個月以上，進店總人數超過15萬，29秒商品庫存即清空，粉絲單日新增超過1.2萬人。

為防止出現“薅羊毛”的情況，店家限制領取時段和次數，并嚴格核實用戶身份。持有低保證、殘障證明、大病證明的困難人群，以及經居委會、學校出具證明的困難家庭、事實孤兒等，是線上“食物銀行”的優先捐贈對象。

“下單的有偏遠山區的低保戶，也有城市里因病致貧的家庭，淘寶店讓更多需求被看見，網購申領的方式，也讓受助者更有尊嚴。”李冰說，一個線下門店只能覆蓋3公里左右的社區范圍，還面臨著人力成本高、發放效率低等問題。借助電商平臺成熟的物流體系，“食物銀行”可以突破地域局限，在提質增效的基礎上覆蓋更多人群。

供需兩端“一拍即合”。以往讓電商企業發愁的臨期品，在“食物銀行”找到了綠色出口。甘肅臨洮“隴百味特產”店主楊立青第一個嘗試“云捐贈”，通過綠洲盛食社上架結余食品鏈接，直接從臨洮倉庫發貨給消費者，節省食物轉運的時間和成本。“臨期食品分秒必爭，早一天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就早一天發揮作用。”楊立青說。

本土化難題待解

“食物銀行”越來越紅火，但也存在不可忽視的問題，供給不足是最大的絆腳石。

“剛開始一年能收到20噸食物，現在是200噸，但仍不及國際‘食物銀行’平均受贈食物體量的五分之一。”李冰坦言，對國內企業來說，一次性丟棄處理的成本并不高，而捐贈流程繁瑣，還有承擔風險的可能，普遍缺乏動力。

隨著《反食品浪費法》的實施，臨期食品被更為廣泛接受。不過，大多數企業仍有顧慮，擔心面臨公眾的指責。有企業曾向“綠洲”提議，將收集到的食物重新包裝、去品牌化，讓人無法得知生產企業。李冰表示，這對于資金、人手都不充足的公益組織來說，并不現實。

國內的“食物銀行”大多開在一線城市，更多的需求卻在縣城和農村。李冰說：“線上店鋪可以解決一部分問題，但受助群體網絡使用率較低，只有跟各地相關部門合作，進一步挖掘需求，才能讓資源轉起來、讓余量食物流動起來。”

缺人也是發展的阻礙。以“綠洲”為例，公司目前只有10位全職員工，更多時候要依靠志愿者。“身邊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很難長期堅持。”一位志愿者向記者表示。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要想讓“食物銀行”走得更穩更遠，必須擴大社會參與，強化激勵保障措施。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形式，培育一批專業的社會組織，負責“食物銀行”的運行維護;對于捐贈貢獻突出的企業，可給予政策優惠和榮譽評價;探索積分制度，將志愿服務納入社會信用體系，并設立兌換機制，例如換取文藝演出票券、社區運動場地的使用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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