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蒂爾·蘭波生于1854年10月20日，1891年11月10日，他在巨大的痛苦中死去，死時，他的一條腿已經因病被截，連同一個年輕人心中所有應有的希望也都不在了。1891年，在法國人的文學史敘事中，是現代詩歌的開端之年，蘭波雖然早逝，卻已用了短短的時間——從16歲到二十三四歲——就為這個開端完成了一切工作，其后一直到死，他都遠離了文學，自己不寫，也不讀別人的寫作。

蘭波的詩文句詞，多數都像謎語一樣費解。與其“解讀”蘭波，不如與他對話，不是從蘭波的作品出發，而是從自己出發，說自己的話，說到半途時與蘭波相遇或者交臂而過——這就是當代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寫法。他的這本書，書名《一種幸福的宿命》，就來自蘭波寫下的一個句子“幸福是我的宿命”，但這句話未完，后邊還有“我的悔恨，我的蛆蟲”。

這是什么意思？寫這句話的時候，蘭波不可能意識到自己之后將遭遇那么多的厄運，以至于凄然身死；可是“幸福”和“宿命”的連接是如此刺眼地不祥，讓人無法忽視其預示和應驗。

蘭波的多義性，使得翻譯他的作品幾乎不可能。福雷斯特視蘭波的詩為一種起源性的思考，因為起源，所以多義，各種義項尚未從詞語中分化出來，而詞語則帶著字母固有的色彩。舉個例子——蘭波散文詩《靈光集》里有一首短小的《離去》，其第一句話，中文翻譯可以是這樣：

“愿景在所有的空氣中遇見自己。”

這是電報一般的語言，十分精簡，之前在法國從未有過。而句子里除了“愿景”這樣的抽象概念，“空氣”也并非實指的氣體。很難判斷出les airs指的是什么，是空氣、天氣、氣氛，還是指人的面部表情，還是指的樂曲的旋律？這些義項，在法文詞典里的相關詞條里都有；假如你要從下文來推測，則更不可能，因為模糊的詞語越來越多，比如詩中有Les arrêts de la vie——是指“生活”的“判決”還是“停頓”還是“扣押”還是“逮捕”？無論哪一個譯法都是不準的，無論代入哪個詞，都只有十分費解和相對費解之分。

蘭波是在一個詞的所有意義上使用這個詞，他的詩，創造情緒和音樂性要多于創造意義，也使得相關的索解變成了一個你爭我奪的戰場。要當“蘭學家”，就意味著成為一些靠著玩弄謎一般的文字吃飯的人，但這些文字卻可以點燃另一些人的才思，比如斯特芳·馬拉美，他成為一個比蘭波更加玄奧的詩人，繼他之后為語言洗牌，當馬拉美在1898年逝世時，他的繼承人如瓦雷里，拿到手中的已是一種全新的、為20世紀準備的詩歌語言了。

還有保爾·克洛代爾，1912年，他因為讀蘭波而皈依了基督教，在為一部蘭波詩集寫序時，他稱蘭波為“Un mystique à l'état sauvage”——一個野蠻（原始）狀態的神秘主義者。這個稱呼十分準確，但令克洛代爾深信不疑的是，蘭波在臨終前，在妹妹伊莎貝爾的陪伴下皈依基督教，這是一件必然而且理所當然的事情：只有如此才能結束他的野蠻狀態，他的那些詞語，同他不再寫詩作文后的十幾年的狀態一樣，都停留在原始、離亂、不確定的階段，從未改變。

現在，這個書寫者的行列里，我們又認識了福雷斯特。他是一位不情愿的作家（不情愿的理由稍后再講）。在他的書中，我們看不到對于蘭波的種種權威在手的解讀，卻可以看到充分的謙虛；看不到他因久讀蘭波而生的故弄玄虛的癖好，卻又能看到他的某些捍衛，對自由選擇的捍衛，對模糊曖昧的捍衛，對詞語的捍衛。無神論者——這是福雷斯特坦然的自命——會信仰所有非上帝之外的事物，因為他們賦予它們以絕對的專注。

語言與神諭

小小一本書中，“神諭”這一節不妨優先去讀，其中，福雷斯特引用了蘭波《地獄一季》里的名言“千真萬確，我所說的，就是神諭”。對這句話的理解，有很多是庸俗而懶惰的，都會指向蘭波可能參加了某個秘密會社，明顯地走火入魔。可是福雷斯特講，此“神諭”能讓那些對語言有追求的人感到受用：

“每當我對語言稍有失望時，我就很樂意打開蘭波的書，仿佛在查閱一道神諭，遇到看不懂的句子就停下來。而這些句子也因此變得和預言一樣，任我給它們下一個合我心意的涵義。我堅信蘭波說的都是真理。我也堅信他說的真理只取決于我為這一真理找到的意義。”

這是為什么？為什么蘭波那種無比多義的語詞，能讓福雷斯特重振對語言的信心？

我想，這是因為福雷斯特渴望純粹。人們都說，語言是工具，掌握一門語言就多了一把了解世界的鑰匙，等等，可是你在領到一件工具的時候，總會一并接收下來對這工具的種種既有的規定：你領到一把尺子，就覺得它只能用來度量和畫線，領到一副筷子，就只把它用在餐桌上，領到一把鑰匙，就需要去找對應的鎖。語言卻不同于它們。語言的意義、色彩、功能，并不取決于別人——大多數人——的不假思索的使用；它若被很多人使用，就會霸道地要求你也會照著別人的樣子去使用；語言就像水，別的東西越洗越凈，而水卻會越用越臟。

菲利普·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1962～ ），法國知名學者、作家，法國藝術文學軍官勛章獲得者，現執教于法國南特大學， 2011年起主編法國著名文學期刊《新法蘭西雜志》。學術專著有《菲利普·索萊爾斯》《加繆》《文本和迷宮》《原樣派史話》《大江健三郎》《小說，真實》，文學作品有《永恒的孩子》《紙上的精靈》《然而》《新愛》《云的世紀》等。

那么神諭又是什么？神諭不是可被人隨便撿起在手的工具。因為它簡練，它費解，把自己交給每一個留心的個體去思忖，而不留心的個體，根本不相信這回事的人，則視其為無稽之談乃至欺騙。福雷斯特仿佛把蘭波的語詞看作中國古代占卜活動中，龜甲上烤裂開來的紋路，當初，這紋路的寓意需要卜者來闡釋——對“卜”字字形的一種解釋，正是說它是裂紋的象形。事實上，福雷斯特也的確將蘭波與《易經》聯系起來：

“我對待蘭波的書，就如同傳言中人們對待《易經》一樣。《易經》里面講到的六十四卦由完整的線（陽爻）和斷裂的線（陰爻）組成，它們對應支配宇宙的兩大既對立又互補的法則。它們窮盡了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每次出現的隨機卦象都解答了人們向神提出的疑問。神諭伴有詮釋，但這些詮釋太過抽象、太過晦澀，以至于人們只有在代入自身后方能領會。”

作為庇護所的寫作

可是這些話并非在搞另一種意義上的造神——把蘭波神秘化。福雷斯特，正如他一向說的，本不該去當作家。他寫作的最主要的驅動力是他個人的喪失。1996年4月25日，他在不到34歲時，失去了自己4歲的愛女寶琳。寶琳死于癌癥，福雷斯特被這一打擊所驅動，著手開始做一件他之前從未想過要做的事：虛構寫作。他在他的第一部小說《永遠的孩子》中寫道：“哀悼讓人不得不說。去做作者，去當讀者，一個人去尋求文字，因為它們是對逝者唯一可能的貢獻。”

他的寫作是知識分子式的，這是他唯一的選擇，因為深陷在悲痛之中，他只能緊緊抓住他最熟悉、最了解的東西——書。可是，這樣做本身又是一種荒謬。福雷斯特的寫作不止一次地回到了同一個時刻，同一個主題，即，文學在一個孩子的死亡面前是那么的無力，簡直就是一團廢話。“一個孩子死了，一整個故事開始了……這樣一種死亡是必需的，每個故事都會從她開始：它用這把扳手扭轉了時日的運動，然后把它再次固定在了同一種虛無的運動上。”相應的，他也一再地把寫小說描述為一個偶然，“我不認為自己是個作家，我只是個碰巧寫小說的人”——“成為作者”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和他女兒的死一樣，都不可預知。

《永恒的孩子》出版于1997年1月，在寶琳去世僅僅9個月后。兩年后，他的第二部作品《整夜》出版，福雷斯特說，第二本書是對前一本書的“糾正”，而第三本又會糾正第二本。他試圖找到一個方法，通過反復的嘗試來回答死亡的嚴酷性，而這種反復嘗試及其所見證的必然的失敗，都是顯而易見的——他在每一本書中都明示了這一點。

他設法逃離生命中的一處致命的空洞，卻始終找不到停下來的地方；就像里爾克筆下最感人的主人公——馬爾特·勞里德·布里格那樣，福雷斯特只想逃離恐懼，卻不曾預備好落腳的地方。

在書寫的文本中，他就像一個找到了暫時的庇護所的異鄉人。書只是一個載體，一條通道，而不是一個解決方案，更不會是一條解脫之路。在書中，再真實的生活也是虛構，促發了書寫的是一種“突然而又無情的”必需，完成的書是一個抽象活動的物理表現；一旦開始書寫，就出現了一個新的開始，作者本人在書寫的同時實現自我的更新。但福雷斯特的目標卻是避開這種情況，他說，他要非常直接地講述發生了什么事情，以便讓人在不借助文學的情況下，聽清一個孩子的患病和死亡意味著什么。

在《薛定諤之貓》一書中，福雷斯特嘗試將自己落腳在物理學家薛定諤和他那只著名的“貓”上。他研讀了薛定諤的傳記和回憶錄，與薛定諤對話。薛定諤活得非常“多”：他給許多女人寫過情書，他跟有夫之婦成為情人，并同她有孩子；他一度帶著兩個妻子招搖過市；他在理論物理學和哲學這兩個興趣點之間實現了一種近乎分身的兼顧。對薛定諤和貓的沉思，讓福雷斯特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他的書大多都收到了較為豐厚的名利，在讀者和書評人的眼里，他成了某種“哀悼文學”的代表人物，那些需要安慰和療傷的人，一定適合去讀福雷斯特；人們相信他可能已經成功地把自己的聲音傳到了讀者和輿論的世界里，那清晰而準確的風格，那對幼童的病亡的現實的揭示，都是他已經達到的寫作的目的。

為此，福雷斯特之后的作品，一方面要繼續“糾正”前作，也就是說設立新的角度和落腳點，另一方面要和“哀悼文學”這種標簽作戰。“一部小說，假如作者并非不得不寫它，他又何必去寫呢？”巴塔耶的這句話，福雷斯特時常引用，以捍衛他那超越了所有世俗理解的嚴肅。要是僅僅寫幾句“故作風雅”的、含糊的詩句，那只是為了在無人稱的暗淡的辭藻中再次埋葬這個孩子；而他卻想做到更多，更徹底：“我想要在書中講述她是誰，她經歷了什么……”這是為了“見證最本質的無意義”。他說，他可以接受女兒的死，卻絕不能在意識面對的無意義面前認輸。

然而，他又并不是純然把私人的經驗推入公共視野，讓其他人一起來咀嚼他的痛苦。他的一種常見的寫法，是嘗試言說一些不可言傳的東西。在《薛定諤之貓》中，他甚至努力嘗試去看清閉上眼睛、用手按壓眼皮時所看到的景象：“如果用指尖壓在眼皮上就會看到大朵大朵的花兒盛開，池塘的水面上蒼白的睡蓮；水底閃耀著點點星光，仿佛一個反光的陀螺，圍著它的尖頭旋轉。”可以說，他這是在記述一種自我轉移注意力，把自己壓入清醒和夢境的中間狀態的過程；他想說，人是不是可以通過從宏觀降入微觀來超越生死，就像守護那只懸而未決的狀態不斷延伸的貓？

福雷斯特的蘭波

但在文本之外，在書寫活動之外，貨真價實地存在著鐵一般的“宏觀真實”。福雷斯特也從不否認這一點。《一種幸福的宿命》是他又一次尋找落腳點和對話者，并又一次遁入庇護所的嘗試。但和講述薛定諤相反，他很少講述蘭波的真實生平——那是傳記作家的工作；他對蘭波的傾心，很大程度上來自于蘭波的寫作生命之短促，他的生命能量集中在短短的七八年內爆發，隨后就熄滅了。

在公認的權威傳記《蘭波傳》里，作者讓-呂克·斯坦梅茨為蘭波的大半生下了定評：他像一顆流星，“走得太快了……他逃走了，消失了，接著又出現在人們眼前。我們只能看到他行進后留下的殘余物”。他每到一個地方就會寫信給朋友，可是朋友們只能通過想象來拼湊他的蹤跡，而后世的人更是不甘心承認，以蘭波的天縱之才，他竟可以在十幾年的時間里不搞更多的文學創作，他們相信蘭波一定有未發表的作品，哪怕它們已被銷毀，也值得讓銷毀的真相水落石出。

只有蘭波死時的情形被還原得很具體：一條腿被截肢，癌魔在剩余的身體里蔓延，劇烈的疼痛，頭腦紊亂，不住地喃喃自語，處于譫妄之中。學者考證，是風濕病轉化為滑膜炎，進而形成腫瘤，最后產生了癌細胞，而沒能治愈的梅毒在他的最后幾天發揮威力，加劇那些病痛。死前的蘭波一直在咒罵醫院的看護人員，吐著唾沫，景象凄慘。

基于此，后世的人認定蘭波皈依基督教，其實也是在為蘭波找安慰。可福雷斯特顯然認為，不如恢復對蘭波作品的吟讀——那才能為他造就第二重生命；同時，這種重讀無需以搜羅更多的佚失之作為基礎。取道蘭波的文字，他繞開了那有限的事實和無限的猜度；在蘭波現存的總量極為有限的文字中，他抽取了26個詞語，它們的首字母對應于字母表中26個字母，然后闡釋它們，“仿佛它們和我休戚相關”。

“仿佛”二字可以拿掉，因為遭遇過喪失的人，很容易從隨機得到的符號中看出“神諭”來，從中得到對自己的喪失的解釋，并獲得安慰。然而福雷斯特又說，他不信什么神諭：“我一刻都沒有把蘭波的作品看成是某種蘊含世界真諦的圣書——更不用說是我自己人生的真諦。然而，完全無需信仰某一神明，就可以信賴形成這一信仰的宗教儀式。”

如果你去求助于一副塔羅牌，則闡釋的權力掌握在懂塔羅的人的手里，由他或她來告訴你牌語的意思；如果你去問卜，你也要聽取周易專家對卦語的翻譯。而福雷斯特堅持要自己來解釋蘭波的詞語。在這本小書中，沒有任何一位相關的專家被提及，有的只是作者的個人經驗和蘭波的只言片語之間形成的角度——只是一個角度，連“吻合”“呼應”“印證”都談不上，但角度已足夠構成對話，引起啟示。這正如對待一顆流星的正確態度，是注目并把它記住，而不是許愿。

《一種幸福的宿命》

[法]菲利普·福雷斯特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1年4月版

標簽： 蘭波 他像 一顆 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