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吸引了數字經濟在自由貿易區發展？

在杭州27日舉行的第二屆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論壇上，上海市發展改革委（自貿辦）綜合改革處（自貿區處）副處長馮贇說， 一些數字化的業態涌現在各地的自貿試驗區。“比如跨境電商，比如通過跨境交付的形式提供的跨境服務，例如數字內容的跨境就是通過數字交付來實現文化貿易，這都越來越多。”他稱。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正推動服務貿易在我國經濟中的作用不斷提升。2020年，我國服務進出口6617.2億美元，規模保持世界第二位，全球占比提升至6.9%。其中，服務貿易逆差1004.6億美元，比2015年下降53.7%。不過，我國服務貿易的增長潛力仍然很大。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教授周念利稱：“服務貿易在中國國際貿易中的占比是15%左右，但服務業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是51%。而從全球來看，這兩個數字分別是25%和69%。中國的數字稍低一些。”

周念利表示，數字經濟和傳統經濟的數字化轉型這兩方面都有助于提升數據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服務的投入，從而改善我國對外貿易的質量和結構。

貿易數字化

杭州自貿委自貿發展服務處處長梅金品介紹，杭州是全國首個跨境電商的綜試區。

“我們著重品牌出海，推出了跨境電商品牌出海行動，想聚焦品牌，通過跨境電商進一步提升品牌影響力，提升跨境電商的全球布局。”他解釋，“我們基于跨境電商推出很多創新，在全國首創了跨境電商的退換貨中心、全球的中心倉以及數字清關等創新試點工作。同時，我們也在探索開展保稅進口+零售加工、保稅維修、新型離岸貿易和新型綜合服務這樣一些新業態的發展。”

浙江自貿試驗區完善通關服務平臺建設，以數字自貿試驗區建設為目標，推動實現港口碼頭、監管場所數據聯動，打造了國際海事服務智慧通關2.0，構建數字口岸協同監管體系，試點開展“無感監管”便捷服務，推出“全程電子退庫系統”，區內正常出口業務平均辦理時限壓縮至5.3個工作日，遠低于全國10個工作日平均水平。

梅金品還說，杭州也在推進服務貿易的數字化，因為該市具備很多服務貿易的基礎，近年來一直在推進服務貿易數字化轉型，利用兩個國家級平臺，推進數字文化、數字影視以及相關數字內容的出口，以及數字服務技術的出口。

廈門自貿委政策法規局局長鄧光雄也表示，廈門打造數字自貿區的重點在于貿易的數字化。

“數字經濟的實踐為何放在自貿區？第一，絕大多數自貿區都有口岸，第二，跟貿易關聯度都非常高，第三，自貿區政策的制度創新有優勢。”他稱，外貿進出口占據廈門經濟產出的1/3，廈門95%的口岸都在自貿區中。

“廈門的貿易在全國有一定的優勢，全國四大做供應鏈的企業中廈門有三家。圍繞著貿易優勢，我們以貿易數字化來推動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鄧光雄說，“ 因此，我們將緊緊圍繞著貿易數字化這個抓手。從現在的數據來看，數字貿易化占整個貿易的比重大概不到15%，也就是說，我們還是把如何提升傳統貿易數字化的水平，作為我們的一個著力點。”

具體來說，鄧光雄透露，廈門圍繞著核心企業核心產品的供應鏈和生態鏈鏈條提升信息化水平，最后形成全產業鏈的閉環。“廈門幾家龍頭企業的重點商品很有優勢，像紙漿、鋼鐵、進口煤炭、棉紗等等，這都是全國第一位的。他們基于這些產品把信息化的平臺構建出來，打造數字化、信息化的數據驅動的供應鏈創新，這個成效也很明顯，近幾年這幾家企業在世界500強里的排名每年都進步將近100名，這得益于線上線下的提升，對他們如虎添翼。”鄧光雄說。

跨境電商是數字貿易的基本形態之一，并可能成為拉動外貿增長的新發力點之一。跨境電商平臺敦煌網DHLink事業部負責人萬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疫情“教育”了一些原來并沒有網上購物習慣的歐美消費者，讓他們成為“新買家”（new buyer）。“這一點將會永遠持續，等于是培養了一些新的消費習慣，這種消費習慣對人的影響，對歐美這些民眾的影響將會是深遠的。”他稱。

對規則先行先試

商務部資料顯示，到2020年，自貿試驗區已形成的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達260項，涉及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等，有效促進了政府治理理念轉變，推動了全國營商環境改善，激發了市場主體活力。

“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自貿試驗區的發展，要建立一些規則。數字經濟、數字貿易的發展，為什么要在自貿試驗區，而不在其他地方？”馮贇提出，“它和自貿試驗區的結合點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吸引了數字經濟在自貿區發展？”

馮贇認為，數字自貿區的平臺能夠爭取國家制度創新的先行先試，連帶產生了自貿試驗區部級聯席會議這樣的機制。“有先行先試的授權，對一些空白領域，我們有探索的機制，所以我們要發揮好、用好這些機制，在一些空白領域率先提出一些規則。”他說。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向東對第一財經記者說，試點開放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一直采取的措施。他稱：“在這樣的自貿區通過開放試點，劃出一片區域，一方面在吸引外資方面發揮更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夠承擔做風險壓力測試的任務，把風險壓縮到局部地區，真正實現統籌發展和安全。”

劉向東表示，試點地區作為開放窗口，有利于逐步向全國推廣復制開放的成功經驗，這種更穩妥有序的開放也更有利于我國把控風險。

馮贇說，從政府端來看，應該從三個方面來考慮推進數字自貿區的發展。“首先，怎么樣使政府管理數字化水平進一步的提升。原來我們各部門各自為政，現在我們通過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等對政府力量進行整合和提升，監管的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不用多頭去辦了。第二，政府的監管能力、防范風險的能力也會隨著數字化水平提高而提升，比如通過信息聯網技術。當時我們去海南自貿港學習，通過信息化手段把全島都管得很好。”他說。

第三即是促進產業發展。馮贇說，要促進自貿區區域功能的豐富。原來上海綜合保稅區只能存出口的貨物，現在通過信息化的手段能對國際國內貨物進行區分。這種貨物狀態分類監管的模式可以逐漸在全國自貿試驗區開展。

“我們現在也在研究一些新模式、新業態。監管部門包括國家層面的部委都有一個大的前提，就是管得住才能放得開。傳統的監管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必須結合信息化技術才能更好的提升管得住的能力。”馮贇認為。

根據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發布的《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報告（2021）》，2020年，國務院自貿試驗區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會同有關部門和地區，梳理篩選出第6批37項“創新性強、可操作性高、有效性好、風險可控”的改革經驗，向全國或特定區域復制推廣。

譬如，天津、湖北、重慶自貿試驗區創新“貨物貿易‘一保多用’管理模式”，通過構建以企業為單元的海關擔保信息化管理新模式，實現企業一份擔保文本在不同業務領域、不同業務現場、不同擔保事項間的通用，擔保額度自動核扣、返還以及擔保風險智能防控，進一步降低了企業財務成本。以重慶自貿試驗區為例，關區外貿企業通過“一保多用”管理系統辦理擔保總額超過2.7億元，節約企業成本3500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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