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社會各界就中國需要成為制造業強國形成了共識。與此同時，很多人認為中國要成為制造業強國，首先需要維持制造業在宏觀經濟中的比重，并且把制造業比重的下降等同于制造業的空心化。一些地方在制定未來發展規劃的時候，也把保持制造業的比重作為政策的目標。

本文認為，不能把制造業的實力和制造業的比重簡單畫等號。制造業的升級換代，可能反而表現為制造業的比重下降。尤其是在城市群走向一體化的過程中，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城市群總體的制造業實力越強，核心大城市的服務業比重越高。

制造業和服務業是相輔相成的

一個國家制造業的發展從勞動密集型走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是客觀經濟規律。在經濟發展的早期，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主要從事加工制造，產業鏈“微笑曲線”的兩端則主要布局在發達國家。雖然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產值和貿易額都非常大，但是附加值更高的產業鏈是發達國家的設計、研發、銷售等服務業。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勞動、土地等各種生產要素價格逐步上升，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必定走向升級換代，制造業的附加值將越來越多地體現在“微笑曲線”的兩端。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越強，這個國家在研發設計等前端產業以及銷售服務等后端產業就越強。美、德、日等制造業強國在人均制造品出口逐步增長過程中，其本國國內的服務業在就業和GDP中的占比是逐步提高的。在美國，在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中，其高技能制造業占比大致保持穩定，服務業占比逐步上升，高技能服務業占比上升更快。

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歷程中，制造業越強，越會出現在研發、設計、銷售、服務等環節實現本土化，以及對發達國家相應產業的替代。與此同時，一些純粹勞動密集型的簡單加工制造，有可能向經濟發展水平更低的其他國家進行轉移。在上述過程中，不能簡單認為制造業在GDP和就業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就是產業空心化。哪怕是有一些簡單加工制造的行業轉移到了其他國家，只要本國能夠把握相關行業的核心競爭力和附加值，那么在全球產業生態鏈上，本國就仍將擁有強大的制造業控制力。

不僅如此，中國長期以來在經濟的結構方面存在過于注重生產而不夠注重消費的特點。經濟發展的目標并不只是提高生產水平；客觀上來講，隨著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出現人們消費需求的增長，而消費增長才真正體現為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從不同的消費品需求來看，收入水平的提高將逐漸帶來服務消費的更快增長，而傳統的商品消費則增長相對緩慢。

因此，制造業的強大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消費端會促進服務消費的增長，而且這種增長的速度要超過對制造業產品需求的增長，從而也會帶動服務業占比的日益提高。

服務業的比重上升更體現在大城市

制造業升級換代和服務業占比之間的關系又尤其體現在城市群內部。

當前，中國已經形成了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為主要空間載體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在這樣一個階段，中心城市和外圍城市之間是相互協調和分工的狀態。

中心城市的比較優勢在“微笑曲線”的兩端，即設計、研發、銷售等，而外圍城市的比較優勢則在加工制造。隨著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本國經濟向著“微笑曲線”的兩端集中，這個特征也將出現在同一個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之間的產業分工上。整個城市群的制造業越是強大，它的核心競爭力越是體現在中心大城市的生產性服務業所創造的附加值上。因此更加不能簡單把一些中心城市服務業占比上升和制造業占比下降等同于產業空心化。相反，中心城市的服務業占比上升，有可能恰恰是整個城市群制造業國際競爭力更強的體現。

勞動生產率提高帶來服務消費占比提高，這一結果也將強化中心城市服務占比提高的趨勢。服務業產品中的大多數是不可儲藏和運輸的，必須在面對面的過程中，同時實現生產和消費。大城市因為人口眾多和人口密度高，在提供服務的時候擁有更強的比較優勢。當整個國家服務業占比提高的時候，大城市相對于中小城市和農村往往擁有更多、更好、更多樣性的服務業。因此，從消費的角度來講，中心城市對服務消費的提供而言，作用也將越來越強。

統計數據無法反映短期內制造比重的真實變化

在現代經濟中，制造與服務活動是高度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難截然分開。因此，統計數據中的制造比重可以反映長期的經濟結構變化，但在中短期內往往與真實情況存在偏差。

其中，許多現代企業雖然整體被歸類為制造業企業，但這些企業同時也大量從事研發、管理、會計、金融、營銷、培訓等服務活動。然而，一般所采用的統計慣例往往將企業作為基本單位，把一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全部納入制造業或者服務業進行相關統計。例如，一個生產汽車的企業所雇傭的會計人員通常被計入制造業就業，但如果該企業把會計部門獨立出去，成立新的會計事務所，那么同樣一批會計人員將被計入服務業就業。

在制造與服務活動高度融合的今天，用上面這種方法所計算的制造活動占宏觀經濟的比重，難以準確反映制造業比重在短期內的真實變化。例如，在某些時期，我們在統計數據中會看到服務業比重快速提高，但這可能僅僅是因為轉移效應：由于稅制等因素的變化，大量制造業企業將原先在企業內部完成的服務活動，外包給了其他服務業企業，而整個經濟實際的制造比重也許并未降低。

因此，不加辨別地使用這些統計數據，會嚴重扭曲我們對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優化的認識；基于這些統計數據構造的“制造業比重”，更不應該成為我們制定中短期政策的主要甚至唯一參考。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建議進一步解放思想，糾正“制造業強等同于制造業比重高”的思維誤區，避免一些地方把“制造業占比高”作為政策目標。

否則，一方面有可能形成對服務業發展的抑制作用，不利于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當服務業未能得到應有發展的時候，又反過來會影響到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應充分認識到服務業發展的意義，特別是服務業為制造業賦能的作用，加強研發、設計、營銷、消費者服務等對制造業升級的推動力。

（陸銘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奚錫燦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助理教授，鐘粵俊系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講師）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銘心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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