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的一切，真的讓人很棘手”，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如此說。受到疫情沖擊影響，全球價值鏈遭受了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破壞。隨著全球疫情逐步受到控制，全球價值鏈能否快速且充分地恢復？全球價值鏈在恢復過程中遇到的主要挑戰是什么？基于35位全球學者的實證研究，本文歸納和分析了當前全球價值鏈恢復過程中的9種主要挑戰并對其排序。

我們認為，若全球疫情同步恢復的速度加快，那么從上游的生產和供應端到中下游的物流、零售及消費端，整體價值鏈的恢復程度將會顯著提高。然而，價值鏈上的生產生活的復蘇與擴張并不代表中長期全球價值鏈就能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地緣政治風險、極端氣候變化以及企業自身產業鏈的重塑將對全球價值鏈的恢復構成長期挑戰。

核心分析框架

首先我們基于資源基礎理論（The Resource-Based View）、行業基礎理論（The Industry-Based View，IV），以及制度基礎理論（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構建了價值鏈三元分析框架（圖1）。

其中，資源基礎理論強調了企業在價值鏈上獲取資源以及整合資源的能力。具體來說，一些資源在企業間是不可流動的且難以復制的，這些獨特的資源與能力是企業持久競爭優勢的源泉。因此，疫情沖擊后價值鏈上的企業是否依舊具備獲取資源及整合資源的能力是價值鏈恢復的關鍵。

行業基礎理論則集中討論了價值鏈上企業上下游的相互影響。比如價值鏈的上游生產方、中游供應方、下游零售消費端，以及同業競爭者的生存和發展狀況都會影響整條價值鏈的恢復程度。另一方面，行業基礎理論也指出了宏觀經濟變化對市場供需的影響會扭曲或分化價值鏈上的生產活動。

最后，制度基礎理論集中研究了基礎設施、政策制度以及當地文化等因素對價值鏈恢復的影響。

影響價值鏈恢復的主要挑戰

基于這個分析框架，我們通過文獻回顧，對全球價值鏈恢復的主要挑戰進行了歸納和分類。通過比較分析法，我們總結了當前影響價值鏈恢復的九大主要挑戰。

首先，基于資源基礎理論，我們發現共有三種主要挑戰阻礙了全球價值鏈的恢復。一是能源與原材料資源緊張阻礙了價值鏈恢復。原材料供應問題反映了疫情沖擊下能源及原材料市場供需出現扭曲。二是勞動力市場勞動力緊缺出現“用工荒”。勞動力緊缺反映了疫情影響下市場勞動參與率的下滑，從而影響了價值鏈上商品的生產與供應。三是價值鏈上無論是生產方、供應方、物流方還是消費方，均在維持生存與持續發展之間難以平衡，從而影響了公司日常運營和長期產業鏈布局。

多數學者調研發現，價值鏈上的多數公司決策者不僅僅需要考慮短期因現金流不足或原材料不足所面臨的生存壓力。同時，他們還需面臨因價值鏈重塑而被迫調整自身產業鏈的戰略選擇。這往往使得價值鏈上多數公司陷入兩難境地。

其次，基于行業基礎理論，我們發現共有五種主要挑戰可能阻礙了全球價值鏈的恢復。一是價值鏈上零售端或消費端買家要求生產與供應方交貨的時間壓力加大。以美國為例，受到地產市場提振影響，美國耐用品市場對價值鏈上的商品供應及交貨時間要求縮短，這導致了供應方和物流方交貨壓力加劇，這將進一步傳導影響商品價格水平的抬升。二是下游買家支付和調整庫存的成本壓力增加。受到疫情反復沖擊，商品生產和供應規模的不確定增大，中下游物流端和零售端的庫存規模經常面臨調整，從而導致下游庫存管理的成本和風險加大。三是受到疫情和極端氣候影響，物流公司試圖切換其商品運輸模式，最終導致整體物流成本增加。四是市場消費者的恐慌性購買行為加劇了價值鏈生產與供應的不確定性。受到疫情和極端自然災害疊加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變得難以預測。五是去全球化及貿易保守主義抬頭的宏觀背景，加劇了全球價值鏈重塑。

再次，基于制度基礎理論，我們發現主要存在一種挑戰影響了全球價值鏈的恢復。具體來說，全球對待疫情控制的差異化政策和相關制度，會增加價值鏈上下游企業的交易成本。比如中國對疫情始終采取零容忍政策，東南亞國家對疫情管控則是由緊到松、又由松到緊的態度，而歐洲一些主要經濟體則提出群體免疫，因此對疫情的控制更為寬松。我們認為，全球防疫政策及民眾對待疫情態度的差異化，導致了疫情恢復的非同步性持續存在，這種非同步性進一步傳導影響了全球價值鏈上下游在生產、供應、物流及消費環節上的時滯與脫節。

價值鏈上不同挑戰的排序與分析

為了了解產業鏈上這9種不同挑戰的影響程度，我們對35位學者共計10份調研問卷進行了研究總結。具體來說，價值鏈上的挑戰的難度以1~10分計算，分數越大，代表該挑戰對價值鏈恢復造成的阻礙越大。我們設定，10分為價值鏈上的最高挑戰，1分為最低挑戰，5分為中等挑戰。我們具體分析的結論如表1所示：

基于我們的研究，盡管勞動力市場“用工荒” 以及消費者購買行為的不確定性對價值鏈物流端及零售端構成了負面影響，但這兩種挑戰并非價值鏈上最嚴峻的挑戰。從調研的分析結果來看，以上兩種挑戰具有臨時性。例如，一旦美國政府開始取消對港口及貨運等底層工人的生活補貼，那么交運行業工人的就業意愿將會進一步提高，從而會彌補港口及交運勞動力缺口。此外，消費者購買行為的不確定性的主因是疫情反復的影響，在疫情逐步受控的情況下，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可預測性將增強。

相比而言，價值鏈中下游庫存調整、生產與供應方交貨時間壓力，以及制度差異下全球疫情恢復不同步是影響全球價值鏈恢復的最主要挑戰。具體來說，由于全球各國疫情在時間和空間上恢復狀況的錯位性與復雜性，導致了供應方在交貨時間上的不可預測性在增加。進一步，中下游買家的庫存管理會因生產與供應方面的不確定性而產生額外的庫存成本。因此，若全球疫情同步恢復的速度加快，那么價值鏈上從上游的生產和供應端到中下游的物流、零售及消費端，整體恢復程度將會顯著提高。然而，我們認為價值鏈上生產生活的復蘇與擴張并不代表中長期全球價值鏈就能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圖2）。

長期來看，隨著全球貿易保守主義興起，全球固有的垂直化分工協作模式也將迎來重塑。而制造業回流與產業鏈信息安全要求度提高勢必將提升全球產業鏈上的貿易及交易成本。此外，本輪原材料供應短缺以及物流運輸模式的調整并非僅僅由于疫情沖擊導致，極端氣候和自然災害同樣對能源供應和物流運輸造成了顯著的沖擊。我們在報告《全球能源危機或許僅僅是個開始》中同樣指出了受到高氣流的影響，極端氣候變化或將在未來幾十年內伴隨我們。因此，在極端氣候干擾下，原材料和能源供應短缺問題或將長期影響全球價值鏈的充分恢復。

同時，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價值鏈上下游企業生存和發展模式也需要面臨新的戰略布局調整，這將會進一步延長價值鏈重塑的時間。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張弘頊系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

標簽： 全球價值鏈 貿易保護主義 制造業回流 極端氣候變化 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