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74歲患有哮喘，獨居。身為兒子本應陪伴，但因為身邊工友都陽了，怕病毒傳染給父親。鄰村出現很多一整家一整家的陽，甚是擔心，所有鄉鎮衛生院、縣城醫院買不到藥。”湖南懷化辰溪縣板橋村一位返鄉男子在一個名為“農村退燒救助行動”的公益項目上留言。

“農村退燒救助行動”自2022年12月14日發起，項目方通過收集社交平臺上各地農村求助信息，對接藥企和當地村醫或志愿者，完成民間自助。目前，城市醫療資源告急的消息受到廣泛關注，鄉村老人的聲音則更難被聽見。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多位求助者發現，農村老人普遍閉門不出，此前既未被感染，對新冠病毒的認知也不清晰，近期才開始戴上口罩。因為信息滯后，他們很難比城市居民更快儲備發燒藥品。作為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求救信息也多是由遠在外地或是提前返鄉的子孫輩代為發出。

(資料圖)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國鄉村人口約5.1億人，與10年前相比減少1.64億。鄉村60歲、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別為23.81%、17.72%，比城鎮分別高出7.99、6.61個百分點，據此計算，鄉村60歲以上老人約有1.2億，65歲以上老人約有9037萬。

無論面對的是基礎病還是新冠病毒，老年人都是薄弱群體，而農村老年人還必須直面缺醫少藥的情況，這個冬天，他們的境遇會如何？

醫藥緊缺

“藥也買不上，在家里睡著呢，我也不知道自己陽沒陽，沒做核酸。”村民老吳60歲，他所在的陜北某村共1800余人，比他年紀大的老人大約有400人，占比約四分之一。

在疫情放開以前他不敢去買感冒藥，怕被送到方艙，放開之后他再去衛生所，發現買不到藥了。2022年12月初，老吳發燒了，鄉村醫生上門給他輸液。老吳有關節炎，而診所沒有暖氣，他無法去診所打針，他網購的藥品一度也物流不暢，“東北、內蒙古的藥下不來，西南的藥還可以來”。

之后家里的孫子和老伴也發燒了，每人輸液3天，老吳比他們少輸1天，“因為總要有個人照看家”。大概十天之后，老吳一家基本沒有癥狀了。后來，村里的病患基本都收到了一兩片布洛芬，有的來自政府發放，有的來自民間志愿者，但診所和醫院還是買不到退燒藥，“如果吃完了（布洛芬）不見好也沒辦法，忍忍也就好了，就是好得慢點”。

元旦以后，村里九成的人都陽了，診所里因感冒求診的人還是很多，但比一個月前要少些。

在“新十條”頒布之前，許多鄉村診所和衛生院基本不收治發熱病人，因此儲備的發熱、感冒藥物有限，個別地區基本為零；而在政策轉向后，鄉村發熱病例大幅提高，相關藥品的采購儲備一時間難以跟上。村鎮衛生所（院）通過替代藥品、中藥以及輸液等方式應對病患需求。但由于此前陽性病例都直接被收走隔離，許多鄉村基層醫生對于新冠治療方案并無準備，“有什么用什么”的現象較為普遍。

鄉村醫療資源緊缺之時，“農村退燒救助行動”這樣的公益項目開始介入民間自助。但據“農村退燒救助行動”發起人之一鄭宏彬介紹，一些村鎮在對待民間救助的態度上比較謹慎，一方面希望醫藥資源盡快到位，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媒體和民間團體等過多介入。

劉桂芬是黃岡市浠水縣人民醫院的一位醫生，她告訴記者：“我們醫院編制床位是1200（張），現在加到了1800張，走廊加了很多床，空一個進來一個。輕癥基本進不來，住院的都是老人，大多患有高血壓、糖尿病、肺氣腫等。縣醫院主任一級的醫生會去鄉村摸排，將重癥患者及時轉運到縣醫院來。”

從2022年12月23日晚上開始，浠水縣人民醫院通知所有科室都要接收發熱病人，接著每一層樓收滿，新接收病人基本都是合并肺炎感染，醫生忙得不可開交，工作時間變成早8點到晚8點。據《鄂東晚報》報道，自2022年12月中旬以來，浠水縣人民醫院發熱患者激增，最多一天接診最高峰達近500余人次，醫院抽調了20余名行管后勤科室具有醫療背景人員支援一線。

劉桂芬回憶，2022年12月25日前后最為忙碌，有醫生陪同病人轉運到武漢的大醫院，病床位依然要等。但元旦過后，病人沒有之前那么多，去武漢的醫院也不需要等太久床位。“春節前后人員流動或許會有一個新的高峰，以往春節時候也比平時要忙”。

鞭炮一響，就知道又走了一位老人

雖然存在缺醫少藥，但老吳沒聽說村里有重癥的病例和大量死去的老人，大部分人當作一次比較嚴重的感冒。但在另一些地方，情況大不一樣。

湖北黃岡人老孔今年76歲，他感覺到最近村里去世的老人變多了，“有的八九十歲的老人在家里就走了，并未送醫院。本縣最好的棺材以往賣5000元一副，最近半個月都賣到一萬多。”

老孔所住的黃岡某地城鄉接合部，小區共有200多戶千余人，每戶都有老人一兩名，總體老齡化比例在20%以上。去年12月17日，患有高血壓、冠心病、中風等多種基礎病的他開始發燒感冒，服藥后渡過難關。公務員退休的他是當地醫養條件較好的一批人，有城鎮職工保險和慢性病醫保。但即便如此，小區對于其健康情況并未建立檔案，疫情沖擊之下社區也并未對他進行排查。

最近，小區里放了幾次鞭炮，鞭炮一響，他就知道又走了一位老人。

從事農村工作多年，老孔對于農村醫養差距深有感觸。“無兒無女的‘五保’老人由政府出錢看病養老，兒女有錢或者自己有退休工資的老人也可以頤養天年。但中間那批自身有重大疾病、兒女又在外打工經濟條件一般的老人，境遇最糟，每月100多元的農村養老金無法覆蓋他們的生活，即便縣醫院可以報銷60%，但余下部分對農村老人而言依然是很大負擔，他們生不起大病。”

據老孔介紹，當地農村老人平時可以去社區或鄉村醫院買藥，看一些小病或者慢性病；生了大病無人照料的情況也不罕見。中風之后，老孔去當地殘聯辦的護理院做過康復，看到那里的一些農村老人晚景凄涼，“獨自一人癱了七八年，最后慢慢就走掉了”。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黃岡市65歲及以上人口91.85萬人，占比為15.61%，已步入老齡化社會。截至2021年，該市城鎮化率不到50%，排在全省倒數第三。

為何有的老人把新冠當作大感冒，而有的卻因此送命？又為何部分農村老人重癥并未就醫？

前述醫護人員介紹，“新冠感染有很多癥狀。有的年紀大的、心肺功能不好的老人，他可能會合并肺部感染嚴重。”她表示，“有些年紀大的人，估計是從心里面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覺得自己治不好了。但也有些老人90多歲，血氧降到七八十了，家屬的搶救意愿還是比較強。”根據連續幾版《新冠診療方案》，血氧飽和度低于93%即為重癥患者，需要進行輔助呼吸治療。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司司長焦雅輝近日表示，春節將近，隨著人員流動的增加，城市疫情有可能蔓延到農村，增加農村疫情防控壓力。要提前布局，一方面讓藥能夠發下去；另一方面要讓農村的重癥患者，特別是老年重癥患者及時轉上來。

鄉村醫生：和農村一起老去

郭紅衛是浠水縣的一名村醫，村里4000多人中，65歲以上老人有600～700人。他所屬的鎮衛生院有四支家庭醫生團隊，每支對應三四個村，每個村有兩名家庭醫生。

浠水縣位于大別山南麓，是傳統農業和人口大縣，也是勞務輸出的大縣，每年有超20萬，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在外務工，當地老齡化趨勢加深。

2022年12月22日，第一財經采訪郭紅衛時，他咳嗽加重，“估計是陽了，要休息幾天”。他已經64歲，接下來幾天的問診工作會交給另一位“年輕”的村醫——也年近60歲。

河北保定的村醫秦海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從業，“趕上了赤腳醫生的尾巴”，前幾年，他考取了執業（助理）醫師。

2022年12月初，秦海經歷了最忙碌的時候，早上5點就會被病人的敲門聲叫醒，在發燒狀態下開始一整天長達十幾個小時的忙碌，每日接診數十病人，還經常上門治療。

村里65歲以上的老年人有80多位，他們的基礎病、常用藥，秦海心里都有一本賬。如今，村里的老人越來越多，新生兒越來越少，秦海也步入暮年，周圍像他這樣干了幾十年的同行寥寥無幾。

一些年輕的村醫選擇了離開。

哈爾濱的李同強曾是一名村醫，但因為“個人發展原因”，40多歲的他選擇在2019年離開這支隊伍，去城鄉接合部開自己的中醫診所。“農村醫生的工作量非常大，除了治病還要承擔當地的公共衛生事務，收入水平和覆蓋人口掛鉤，總體收入來源非常有限。”他告訴記者。

在秦海看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職業高光時刻，那時鄉村醫生受尊敬，逢年過節總有人上門送禮；之后，村里的瓦匠木匠開始吃香，村醫的收入下滑，愿意干這行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因此許多村醫到了退休年齡還會被返聘。

根據國家衛健委每年發布的《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我國行政村和村衛生室數量逐年減少，鄉村醫生隊伍正在逐漸萎縮，近兩年減少14.6萬人。

持有鄉村醫生資格證書經注冊可以在村醫療衛生機構從事預防、保健和一般醫療服務；持有執業（助理）醫師則可以在鄉鎮衛生院或村衛生室執業。截至2021年底，兩者合計人數約為117萬人，平均每人對應約80位65歲以上的農村老人。

因此，鄉村醫生數量減少，其一是因為農村人口的減少；其二是部分鄉村醫生升級成為執業（助理）醫師，這并不代表他們就不在鄉村問診，每千農村居民的村醫數近十年來實際上在提升。

截至2021年底，中央財政累計投入14.3億元，共培訓基層衛生人員59萬人，其中鄉村醫生38萬人。

2022年10月，國家衛健委對《關于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助推鄉村振興的提案》作出答復，在崗村醫可以按照規定根據不同身份參加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對于老年離崗村醫，多數地方采用發放定額補助或根據服務年限給予年資補助的方式提高養老待遇。醫療保障方面，國家醫療保險體系不斷完善，村醫可按規定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并享受相應的待遇。

農村養老院：“能防守就防守”

胡霞是鄂東農村一家養老院的院長。2022年12月21日，胡霞告訴第一財經，院里出現了兩位陽性老人，他們的家屬剛往院里送過東西，有可能將病毒帶來了進來。兩位老人被隔離起來，胡霞手里還有50到100份各式感冒發燒藥物，“能防守就防守”。但到了元旦，全院基本全陽了。

這家康養結合的養老機構有300多個床位，配備三位全科醫生、一位理療師，目前收治老人160多名。他們平均年齡在80歲以上，最大的102歲，基本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癱瘓老人，心梗、腦梗時有發生。如果老人出現緊急狀況，他們會先行搶救，然后送到十幾分鐘車程的縣人民醫院。

但在疫情大面積暴發期間，去縣醫院的救護車需要等待更長時間，有時四五十分鐘，有時三個小時。“我們的醫療手段只能檢測出老人有肺部感染，進一步治療要送醫院，但現在急救資源緊張，有時需要家屬自行開車送老人去醫院”。

等待時間變長的還有殯儀館的車。胡霞的養老院近期已往外送出20多位老人，有的去了醫院，有的被接回家，還有的離開了人世，“去世的多是心肺功能不好的老人，在‘陽康’之后病情加重，一些家屬無奈選擇放棄”。

去年上半年，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在全國539家養老院發布調研報告。報告顯示，疫情防控方面，六成受訪養老機構現缺乏專業人員、機構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種率相較居家老年人明顯偏低；有四成機構在封閉管理期間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物資短缺；8.24%的機構表示經常或一直存在防疫物資短缺，35.52%的機構存在一些急需醫療物資（如導尿管）短缺的情況，60%的機構存在藥品短缺的情況，尤其是罕見病、精神類藥物。

此外，66.05%的受訪機構表示2020年以后年平均營業收入比疫情前明顯有所下降，其中78.37%的機構下降率不超過40%；68.83%的機構反映由于疫情期間員工的總體工作負荷增加導致機構人手出現短缺，60.48%的機構疫情期間出現員工離職導致人力資源匱乏。

胡霞的養老院同樣面臨困難，此前當地國藥集團和民政部門已和她對接，但養老院重癥老人逐漸增多，國藥集團藥品資源也變得緊張，她只能另尋渠道找藥。“現在已經花了20多萬元儲備各類中西藥，由于老人不同的基礎病和一些藥物不能同時服用，我們還需要到武漢等地去采購多種藥物。”

養老院面臨的另一個現實問題是急缺能夠幫助醫生治療的護士（而非護理）。和村醫群體類似，農村老人護理人員的年齡也普遍偏大。胡霞所在的養老院員工多是50歲左右文化程度較低的農村婦女。

和全國幾乎所有養老院一樣，疫情3年，這家養老院一直處于封閉和半封閉的狀態。即便全國已經放開，整個縣和養老院內已經陽了大片，但養老院依然嚴防死守，害怕外界帶來更多的感染。

出于安全考慮，胡霞謹慎收住新的老人。而一些老人因家庭負擔不起住院費用被家人接回。“我們這里有些癱瘓老人，拖欠費用好幾萬。兒女在外打工，但今年都沒收入，我們也不好催他”。

56歲的胡霞目前每月退休工資有5000元，她為自己在這家養老院選好了養老房。但大部分農村老人每月只能領取幾十到幾百不等的養老金，兒女負擔很重。

“中國傳統就是‘水往下流’，在老人和孩子之間，大部分人肯定選擇照顧小孩，這些癱瘓老人就只能留給我們照顧。一些老人剛住進來思想上還不愿意，但一個月左右也就適應了這里的生活。”胡霞說，“要是哪天所有老人不管有沒有兒女，都能像‘五保’那樣有政府托底安享晚年就好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劉桂芬、郭紅衛、秦海、胡霞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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