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腫瘤生存患者心理疾病發生率逐年上升，其精神與人文訴求正在受到關注。

“近年來，尋求精神和心理問診的腫瘤患者逐年遞增。最初，我們參與對一些腫瘤患者出現瞻望等精神狀態的會診，如今，我們更多地會面臨腫瘤疾病伴有的一些抑郁癥、焦慮癥等，目標則是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患者體驗與智慧醫療部主任、臨床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陳俊在今日舉辦的“中華醫學會腫瘤治療支持委員會首屆人文論壇”上告訴第一財經，腫瘤患者在這一領域的需求未來會越來越多。

根據國家癌癥中心25日發布的最新數據，目前，我國每年新發癌癥病例約為406萬，每年癌癥死亡約241萬。我國總體癌癥五年生存率為40.5%左右，相較于10年前30.9%的生存率，增加近10個百分點。

(資料圖)

臨床實踐需“一人一策”

跨學科、個性化、全流程，是針對腫瘤生存患者進行心理和精神療護的關鍵。

陳俊對記者表示，現階段，為腫瘤生存患者提供心理和精神上的治療和幫助，需要多學科團隊的共同參與，包括腫瘤科、相關內科、精神科等，需要在評估患者身體和情緒狀況后作對癥性治療。

“該對癥性治療一定是‘一人一策’的，包括在療效和安全的前提下，對腫瘤生存患者提出藥物、心理治療上的建議，以期讓患者達到一種身心的平衡，改善他的情緒，協助他更好地接受后續治療。”陳俊說。

一項來自于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社工部今年3月發布的數據顯示，逾50%的治療期癌癥患者存在焦慮、疲憊、恐懼等多種類型的心理困擾，且貫穿了疾病診斷、治療、康復及晚期治療的全過程，46.77%的患者希望得到專業的心理疏導。

“從臨床來說，醫學與人文相結合的理念，貫穿了腫瘤患者治療的全流程、全周期。”上海長海醫院腫瘤科主任湛先保告訴記者，比如，在（抗腫瘤治療的）早中期階段，需要依據規范制定診療方案，包括根據患者的身體情況、經濟條件等來決定用藥策略；而在后期階段，當科學手段貢獻有限時，人文關懷的重要性就會逐步凸顯出來，“這一階段，患者的人文訴求，醫生的驅動力，包括醫生認為患者還有多久生存期等都是不一致的。因此，這一階段需要更客觀、更統一的共識和標準。”

針對腫瘤生存患者心理與精神干預的科學文獻表明，心理與精神干預在各抗腫瘤治療階段均有不同。

比如，對于早期腫瘤生存者，正念康復、克服恐懼癌癥復發等心理干預被證明有效；對于進展期腫瘤生存者，可采取CLAM（癌癥疾病管理與有意義地生活）療法、意義為中心療法等；對于終末期患者，尊嚴療法、敘事療法等較為適用。

我國如何實踐？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腫瘤科主任醫師沈贊告訴記者，從臨床探索來看，早期的腫瘤患者常常被術后并發癥困擾（比如，肺癌手術后的患者會誤將肋間鎖骨的疼痛視作復發），這就需要我們耐心地解釋原因并消除他的恐懼，同時配合用藥。

“中期的腫瘤患者，可能會需要頻繁地去復查，可能會對每一次復查都產生焦慮，此時，我們需要引導他心理穩定而不是猜疑、焦慮，并要告知心理穩定對于維持免疫力的重要性。” 沈贊說。

需多學科交叉

在腫瘤生存患者的心理與精神療護過程中，醫學、精神、護理等學科交叉和互補，缺一不可。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腫瘤科主任王理偉告訴記者，實際上，我們現在的醫學模式已經從原來單一的生理醫學模式走向了涵蓋生理醫學、心理醫學和社會醫學三者結合的模式，“也就是說，從生理的單一模式走向了生理、心理、社會融合的三維模式。”

“近年來，腫瘤患者生存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其生活質量的提升也至關重要。”王理偉進一步說，上述三維模式在現有的一些醫學本科教材中已經有所涉及了，但在臨床實踐上融合還需要更緊密，“尤其是一些中末期腫瘤患者，對他們的治療無法精確地采用標準化方案，更多的需要人文關懷的投入，包括對家屬心理的療護。”

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疼痛科主任路桂軍告訴記者，腫瘤生存患者的心理與精神干預，需要以癥狀管理為基礎，以人文照顧為主線，才能先讓患者獲得心理的平靜，最后和社會和解，”腫瘤生存患者的治療，覆蓋靶向層面的治愈性治療和提升生活質量的緩解性治療兩部分，其多學科交叉是必然的。”泰康安寧療護團隊就建立了醫生+社工的雙專業、跨學科團隊，來彌補腫瘤生存患者的全鏈條對接。

“下一步，我們也將逐步建立起一套腫瘤患者初診初級溝通行為指南，將臨床診療過程中技術、心理等規范事項納入進去，包括溝通話術、干預方法等。”沈贊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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