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 21 世紀以來，世界科技發展呈現出系統化、突破性、疊加式發展態勢，新一輪科技變革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各國經濟轉型發展對科技創新應用的依賴日益加深，科技發達國家間的科技競賽和競爭，無疑將為各自國家的綜合國力賦能，并將全面重塑全球發展版圖和國家及區域間的競爭格局，直接決定世界地緣競爭態勢。自近代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以來，中國第一次沒有缺席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并成為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中國必須主動迎接挑戰，成為推動科技發展的主要力量。

近 20 年來，主要科技強國競相出臺和更新其國家科技創新戰略與政策，以戰略規劃引領、以科技政策制度保障和促進其科技創新體系的有效運行和創新效率。在科技活動日益“國家化”和“企業化”的時代，科技發展必須與經濟社會發展高度融合，發揮科技發展的經濟社會功能，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面向我國科技強國和現代化強國建設目標，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科技需求，就要順應國際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順應我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不斷強化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支撐，建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系統高效能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國家科技創新體系是指由科技決策與管理主體、科技研發主體、科技平臺、科技人才隊伍、科技政策、科技成果轉化應用體系等子體系構成的完整系統體系。作為 14 億人口的大國，這樣的科技創新體系應該是完整的、系統的，必須覆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所有科技領域并貫穿科技創新全價值鏈。本文旨在分析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及其科技需求，并提出建設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的科技創新體系的思考與建議。

我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與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密切相關、相互影響。從全球來看，國際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的大趨勢主要有：世界經濟重心向東轉移，發展中經濟體群體性崛起;世界人口出生率普遍下降，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加重;全球性數字世界與智慧社會加速成型;國際規則改革重建，地緣政治格局調整重構并深度演進;人類安全和全球社會治理的風險和挑戰增加;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制高點爭奪激烈;全球自然資源和能源競爭博弈將長期存在;全球變暖和地球生態環境惡化風險持續加大;新技術發展的生物安全與科技倫理失控風險上升等。

同時，由于我國作為世界人口大國、經濟大國等的顯著特點，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又有顯著特殊性。高度概括而言，未來中長期時間尺度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主要呈現在以下 8 個方面。

全球化發展，崛起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我國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快速全球化發展，2012 年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堅持“穩中求進”發展總基調，我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將可能在 2030 年前后實現。隨著我國向第一大經濟體邁進，國際上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義務的呼聲必然高漲，對此必須要早有思想和工作準備。

我國從 2010 年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經濟增速開始進入下行通道。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繼續擴大，以及經濟結構向高質量調整發展，未來經濟增速繼續放緩成為必然，但增速放緩的幅度和程度取決于通過鼓勵科技創新和深化改革開放等措施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所帶來的經濟潛力釋放的情況。未來 10 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平均保持 5% 左右或可實現，但這需要科技創新驅動給予有力支撐。

未來 15 年，我國要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和基本建成現代化強國，需要資源、能源、制造、材料等多方面的保障，同時需要保持生態綠色可持續發展，這些都需要科技進步和突破給予強力支撐。因此，不僅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還要加強應用基礎研究，促進顛覆性技術創新推動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等的突破，從而支撐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穩步轉變。

人口出生率下降與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加重

人口出生率下降與人口結構老齡化并存趨勢挑戰“健康中國”。盡管我國已于 2015 年放開“二孩政策”，遠期也將全面放開生育政策，但我國年人口出生數從 2016 年開始已經進入下降通道。與此同時，我國 60 歲以上及 65 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均明顯上升，2022—2036 年老年人口數量將從 2.68 億增至 4.23 億，老齡化水平將從 18.5% 升至 29.1%。

老齡化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包括勞動力人口急劇下降、人口紅利消失、養老成本劇增、健康保障需求增加、醫療衛生體系面臨壓力;特別是心腦血管疾病、癌癥、呼吸系統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發病率大幅上升，成為威脅民眾健康和生命質量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此外，14 億人口的健康還面臨著新發和突發傳染病等重大突發疾病的嚴重威脅。“健康中國”面臨醫療衛生方面的巨大挑戰。

數字中國引領世界，智慧社會全面成型

隨著數字化轉型進程加速推進，中國在全球數字技術領域已經開始躋身前列，且未來發展潛力巨大。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與美國成為引領性國家。2017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占 GDP 的比重為 6%(狹義)—30%(廣義)，美國為 6.9%(狹義)—21.6%(廣義)，而全世界為 4.5%(狹義)—15.5%(廣義);區塊鏈技術相關專利中國約占 50%，美國約占 25%，二者合計占全球的 75%;全球物聯網(IoT)支出中國占 24%，美國占 26%，二者合計占全球的 50%;全球 70 個最大數字平臺的市值，中國占 22%，美國占 68%，二者合計占 90%;中、美兩國還合占全球云計算市場的 75% 以上。預測 2035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將達 16 萬億美元，數字中國繁榮景象顯現。但不可回避的現實是，我國核心數字技術大部分依靠引進。例如，所謂中國“新四大發明”(高鐵、移動支付、共享單車、網購)主要是基于巨大的人口規模和市場容量而在商業模式上的成功，但在關鍵科技創新上還存在短板，因為其所依賴的底層核心技術都不是我國最初發明和創造的。

綠色生態安全健康可持續農業需求長期強勁

“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安全地解決 14 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永遠是中國作為人口大國的主要挑戰之一。2019 年 10 月 14 日，國務院新聞辦時隔 23 年再次發布的《中國的糧食安全》白皮書明確，從中長期看，中國的糧食產需仍將維持緊平衡態勢。

近年來，綠色、智能化發展推動食品產業從注重數量增長向生態、綠色、健康品質化轉變，科技對食品產業發展的貢獻率超過 60%。隨著城鎮化持續推進與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人口對農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大、質量要求越來越高，特別是對綠色、生態、安全農業的發展需求不斷提高，我國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

但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沖擊農業發展根基，主要是優質農業耕地資源不斷減少、生態環境承壓(如面源污染嚴重等)、農業發展動能衰減、農業生產率不高、農業勞動力流失、農產品價格倒掛等挑戰。目前，我國農業種植結構布局、區域布局等有待優化，農業生產資源利用效率低下，農業小規模經營與食品安全和現代化發展的矛盾突出，糧食質量安全威脅依然存在;而當前我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作物、畜禽、水產、農業微生物等農業種質資源種類與數量顯著減少，農業生物種質資源保護乏力。初步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糧食作物地方品種的數目已經從 1956 年的 11 590 個下降到 2014 年的 3 271 個，喪失比例高達 71.8%。實現糧食安全與資源、環境和可持續農業間的平衡，是綠色可持續農業發展面臨的嚴峻戰略議題。

自然資源和能源短缺問題困擾將長期存在

由人口多、底子薄的自然資源和能源的基本國情所決定，我國的能源和資源短缺問題將日益突出。已經探明的油氣資源與大宗礦產資源嚴重緊缺。預計到 2040 年，我國在全球能源消費中的占比將超過 22%;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 76% 左右;進口天然氣所占份額將升至 43%。預計到 2030 年，全國年需水總量將達到 8 180 億立方米，供水缺口預計將達到 25%。

生態環境壓力和局部惡化風險是長期制約

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生態環境壓力和局部惡化風險威脅“美麗中國”建設。由于人口和經濟社會活動的廣度及其影響持續擴展，我國生態系統的惡化、退化壓力將持續存在。東部沿海地區大量優質耕地資源被快速擴展的城市化所占用;一些大城市區域空氣污染形勢依然嚴峻;土壤污染特別是三大城市圈(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一體化區域污染總體形勢嚴峻。生態環境壓力乃至局部惡化的風險將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新一輪科技與產業變革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

中國錯失了前 3 次產業革命的機遇，但中國將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在生態文明思想、綠色發展理念的引領和智能制造技術的支撐下，中國的產業體系將轉型升級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然而，我國制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核心零部件與高端裝備對外依存度高，資源和環境剛性約束不斷趨緊，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不斷上升，投資和出口增速明顯放緩，以及制造業資源消耗過大等問題長期存在。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核心技術創新能力“瓶頸”的狀況將長期阻礙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

發展環境面臨的競爭博弈和陷阱挑戰明顯增多

經過過去 40 年的快速發展，我國迎來了全球化發展崛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難得歷史機遇，但我國的發展崛起無疑將導致世界格局和全球力量平衡發生質變，勢必形成與科技強國之間更加激烈的發展競爭態勢。未來我國的發展崛起必然面臨更多、更復雜的國際環境及各種阻礙。

從國際角度觀察，中國的發展和快速崛起已引起美國等傳統超級大國的高度關注和惡性應對，面臨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等來自外部的國際性沖突和挑戰的風險增多和加劇;中國全球地位提升使得世界對中國的期待提高，要求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應有角色或者更大責任等。

從國內角度觀察，中國自身或將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低生育率陷阱、塔西佗陷阱、高福利社會陷阱等多重挑戰。中國的海域能源資源開發權益和制海權、生態環境保護、信息開放獲取和社會輿論引導等多方面存在諸多挑戰。科技的發展導致國家和公共安全問題超越傳統的領土、領海和領空，向食品、公共衛生、能源、空間甚至虛擬的網絡世界擴展和延伸。

中國未來要化解來自外部的各種陷阱、內部的各種風險，就必須繼續堅持“以我為主”的科技創新，要盡快補齊關鍵核心科技領域發展“短板”，將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

建設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

適應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及其科技需求，需要著力建設以下科技創新體系。

國家戰略性長期基礎科學研究體系

基礎研究是整個科技創新體系的源頭，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基石。我國基礎研究近年來持續快速發展，整體科研實力、基礎條件建設和原始創新能力明顯提高，但我國對現代科學知識體系的基礎科學的突出貢獻仍很少，領先的核心技術仍屈指可數。建設科技強國首要任務就是要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必須建設國家戰略性長期基礎科學研究體系，將基礎研究提升到國際一流水平。

要制定長期、穩定支持基礎科學研究的政策體系和經費投入機制，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和基礎研究經費比例要達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全面建設適應基礎科學探索創新的新型基礎研究機構治理體系，支持適應大數據范式等的新型卓越創新機構建設，推動基礎研究機構與應用研究機構之間的研發合作，以及與國際一流卓越科學創新機構的合作;形成“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國際科技合作計劃和科技人才交流體系，建成以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為核心的優秀基礎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職業生涯發展體系;面向重大問題和需求，尋求在重點領域實現引領和突破，在前沿基礎科學方面完成一批滿足國家戰略需求、以應用為導向的基礎性重大科學發現成果，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并形成理論基礎。

變革性前沿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科技體系

創造新的科技產業是科技強國的一個顯著標志，而這需要創造關鍵核心產業控制技術。我國要面向產業發展需求，提升高技術創新能力、產業體系發展水平，至 2035 年總體上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要研究清楚在信息網絡通信、生命醫療、高端制造、先進材料、國防軍工等領域需要攻關的核心科學問題和“卡脖子”技術，布局具有前瞻性、先導性和探索性的重大前沿技術攻關，推進相關技術試驗示范及新技術產業發展，建設變革性前沿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科技體系。

重點發展量子通信與量子計算、新一代移動網絡與遠程通信、大數據存儲與計算、高速交通與運輸、高端裝備與工業母機、新能源開發存儲與應用、未來智慧城市與可持續社區、老齡化人口的智能化健康護理等重點變革性前沿技術領域。

至 2035 年前后，要實現節能環保、信息通信、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車輛等領域新興產業培育與突破性發展。建成以產學研技術創新中心網絡為基礎的核心關鍵技術研發體系，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和“孵化器”為核心的新興產業與科技創新企業培育體系。

“數字中國”智慧社會先進信息網絡科技體系

以建設“數字中國”為統領，使我國全面進入信息化、智能化社會：社會信息化程度達到主要發達國家水平，建成與主要發達國家同等先進水平與規模的數字經濟、智能社會體系;要以服務于智能化、信息化社會為目標，建設智慧社會信息網絡科技體系。

在聚焦攻克集成電路先進制造工藝與裝備、著力發展自主桌面操作系統新生態系統的基礎上，重點發展人工智能與信息通信技術，構建自主可控的智能信息網絡;實現自動化和網絡信息技術的全面應用，以及信息基礎設施升級換代，并在自動化、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物聯網、信息通信元器件、設備與軟件等方面取得變革性突破。

至 2035 年前后，建立可持續的智能社會網絡應用服務體系，突破量子計算、智能機器人設計、低功耗芯片和系統設計、實用的知識本體與知識網格技術等關鍵技術。孕育變革性系統集成創新，建設人-機-物三元融合時代的智能萬物互聯網絡，大幅提高智能社會先進信息網絡系統的泛在應用。特別是，要著力建設完全自主可控的“數字中國”與智慧社會的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

清潔可再生先進能源科技體系

能源革命是歷次產業革命的主角，也是產業革命得以實現的動力。在現代化強國建設中，必須有效保障能源的安全供給和高效利用。因此，要以有效保障能源安全為目標，建設清潔可再生能源科技體系。

能源科技的發展需要以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與耦合替代、清潔能源多能互補與規模化應用、低碳化多種能源戰略融合等為發展主線，通過能源科技的變革性關鍵技術突破與示范，實現化石能源、核能、可再生能源等融合發展;重點瞄準能源基礎前沿科學，推進突破核心關鍵技術，推進相關技術集成、試驗示范及其商業化應用。

至 2035 年前后，化石能源的清潔高效利用仍將是我國能源供應的主力軍;通過先進技術研發促進生物質液體燃料形成規模化商業應用;在大容量、低損耗電力輸送技術，分散、不穩定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并網，以及分布式電網技術方面取得突破，大幅提高電力裝備安全技術和電網安全新技術比重，初步形成以太陽能發電技術、風力發電技術等為主的分布式、獨立微網的供電和輸電系統。

綠色智能先進制造科技體系

科技強國必須是先進制造業強國。需要加大力度支持發展未來先進高端智能制造業，以使未來 15 年我國在高端制造業科技領域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關鍵領域可以自主自立，以安全有效保障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關鍵材料、器件與核心裝備的安全可持續供給。同時，要促進制造業的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取得顯著發展，形成清潔化生產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為此，要建設綠色智能先進制造科技體系。

發展綠色智能先進制造的關鍵核心在于重點攻關資源高效清潔循環利用、綠色材料產品設計、重大裝備設計與制造、智能控制等 4 個方面的關鍵技術，推動新技術的商業化應用。材料是制造業的基礎，未來需在加強特殊鋼及高溫合金、特種纖維及其復合材料、稀土新材料、特種彈性體和第三代半導體材料等先進材料研發的基礎上，建立產品綠色設計與評價方法，突破大宗廢棄物二次循環利用與污染控制技術、生物質高值化利用技術等。完善新產品可靠性設計方法，突破機器與人相互適應、相互協同的關鍵技術，形成以人為主要決策核心的人-機和諧制造系統。

現代綠色生態可持續高效農業科技體系

為不斷滿足我國日益增長的農產品總量、質量、安全和多功能等多方面需求，保障我國的糧食和食品安全，在未來 15 年基本實現農產品優質化、營養化、功能化、安全化，實現農業的信息化、數字化、精準化;急需在農產品安全、農業可持續、農業生產的智能化和生態高值等方面提供持續的科技支撐，建設生態系統持續良性循環、景觀優美、資源高效利用、功能多樣、城鄉一體化的現代綠色生態可持續高效農業科技體系。

重點圍繞動、植物和微生物種質資源保護利用、現代分子設計育種、綠色農業生產過程、病蟲害防治、智能化農業與數字農業等方面，解決重要與關鍵的科技問題，并實現試驗示范應用。要繪制各類動、植物資源分布和種群動態預測圖，突破動、植物分子設計育種技術和動物克隆技術;建立動、植物病蟲害預警動力學模型、智能專家系統，以及動、植物系統獲得性免疫機制的理論體系;突破環境友好和多功能的動、植物產品生產關鍵技術;實現主要區域的農業信息服務網絡化、生產數字化管理，達到農業生產全面智慧化精準管理。

“健康中國”醫療衛生和生物安全保障科技體系

“健康中國”的建設目標對我國醫療衛生保障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在過去不到 20 年的時間內暴發的 2 次大瘟疫(SARS 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國的醫療衛生系統受到巨大沖擊。要堅持公益性方向大力投入建設公共醫療衛生體系，要健全傳染病等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防控體系和應急管理體系。同時，必須從國家層面盡快規劃、建設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體系，全面形成保障我國人口健康的醫療健康保障、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的“健康中國”醫療衛生和生物安全保障科技體系。

要圍繞“健康中國”建設的人口健康保障科技需求，全方位加強生命健康科技保障體系建設，全面促進現代生命醫學發展、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建設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強國、現代生物醫藥產業強國，提供與人民需求相均衡的醫療科技保障。要長期戰略布局打破生命健康科技領域的長期發展“短板”問題，穩定支持長期基礎研究，持續開展重大傳染病、惡性病、慢性病、老年病等的科研攻關;持續加強先進醫療診斷、檢測試劑和疫苗等的研發;開展先進高端醫療設備和先進醫療防護技術裝備的創新研發;重視和加強我國原創藥物的創新研發，促進中藥的創新發展與老藥新用研究;大力提高生物安全科研水平，建成國際一流水平的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設施體系和研究體系。

“美麗中國”人地和諧共生生態環境科技體系

圍繞“美麗中國”建設目標提升生態環境與地球科學研究水平，持續加強生態系統的保護恢復和污染環境的修復。需要從科技基礎上認清生態、環境演變規律，明確其核心影響要素，突破關鍵技術與技術系統集成問題，建設“美麗中國”人地和諧共生生態環境科技體系。

重點圍繞認知環境質量演變規律、發展生態系統修復與污染控制技術、建立生態系統與環境質量演變的立體監測網絡等方面，解決相關核心科學問題，突破關鍵技術問題，進行技術體系的系統集成，并實現示范推廣應用。要重點突破地球內部物質結構及各圈層相互作用、地球行星宜居環境與生命起源等資源生態環境重大前沿與關鍵問題研究;通過多尺度、定量化、綜合集成的研究手段，揭示全球生態—環境—資源—社會多要素協同過程與機理;建立生態系統恢復和功能提升技術體系，形成標本兼治的環境污染防治新原理和新技術體系，形成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模式和調控技術體系，建立跨境流域水安全保障的理論和技術體系，建成“美麗中國”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的系統解決方案;建設地基、空基、星基、月基等多“基”構成的立體全天候無縫地球觀測系統和數字地球，打造全球資源環境要素的無縫監測、高精度模擬和動態分析能力。要注重建立全球資源生態環境類大數據庫，服務生態環境的大數據科學研究。

深空與深海探測應用開發科技體系

深空與深海探測是世界大國競相爭奪的兩大領域。為大幅拓展我國的海洋探測和應用能力、海洋開發利用能力、空天科學與探測能力、空天技術能力與綜合信息應用能力，使我國真正成為全球領先的空間與海洋強國，有效保障我國在空間探索和海洋開發方面的科技競爭力和國際話語權，要著力建設深空、深海探測應用開發科技體系。

在空間科學與空間探索上，要圍繞黑洞、暗物質、暗能量、引力波、太陽活動和地外生命探索等關鍵問題，實施空間科學衛星和探測計劃，開展基于載人空間站平臺的空間科學研究與應用。空間技術具有軍民兩用性質，須在領域的發展中做到自主可控，形成完善的空間探測關鍵技術和設備體系，建成多種網絡融合的天基云技術架構，開發定量化遙感有效載荷核心技術和科學探測急需的超靜、超穩、超精及智能化的衛星平臺技術，實現載人登月、火星探測、深空探測的新突破，進入世界空間科學強國行列。在深海領域重點圍繞近海可持續發展、深海探測與地球系統演化、海洋關鍵技術與裝備、深海底資源開采等方向，開展核心技術和關鍵共性技術的研發。

政策建議

要適應國際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和挑戰，滿足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及其科技需求，建設科技強國、數字中國、健康中國、美麗中國、幸福中國、平安中國等，必須把科技創新作為國家重大戰略來落實，要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科技創新。必須要從戰略規劃、科技布局、領域選擇、人才培養、創新環境、制度建設等方面形成完整的科技創新體系，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科技的需求——絕不能把自己的科技命運交到他國手中。這里就我國科技創新體系的相關政策問題提出 4 個方面的建議。

關于新時代科技發展的指導方針

2006 年發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 年)》確立科技工作指導方針是“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在正確的科技指導方針引領下，過去 15 年我國科技事業取得顯著成就和跨越式發展，我國的創新能力顯著提升。

在新一輪科技變革與產業革命中，科技強國、大國間的科技競爭空前激烈;隨著全球經濟和科技重心不斷向東轉移，國家間科技競爭進入“戰國時代”。我國要建設科技強國，就要實現科技創新體系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效率的“系統跨越”。為此，必須遵循科技創新的新規律、新特點，“深化改革”以建設和完善最具活力的國家創新體系，長期、穩定支持建設基礎科學強國，以自立于世界科技強國之林;以“自立創新”強化原始科學發現型知識供給支撐，激發科技新產業創造以建設科技新產業創造強國，支撐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強國建設。因此，我國應確立“深化改革，自立創新，系統跨越，建設強國”的新時代中長期科技發展指導方針，以指導和引領未來 15 年乃至 30 年的科技創新工作。

制定實施具有前瞻性和約束力的科技創新發展規劃體系

國家間的競爭從根本上說是制度的競爭。國家間的科技競爭，最關鍵的是科技戰略和政策制度的競爭。在建設支撐國家發展的完整、系統的科技創新體系過程中，科技戰略規劃體系是重中之重。

在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編制中，應當形成完善的國家科技發展戰略規劃體系。應當圍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及其科技需求，既制定中長期國家總體科技發展戰略規劃，也制定服務和滿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科技領域的創新體系專業規劃;既制定科技領域發展的創新體系規劃，也制定國家主要區域科技創新中心科技發展規劃，特別是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成渝城市群等一體化發展區域的國家重要科技創新中心的科技發展規劃，使之成為國家建設科技強國的主要科技創新中心。特別是要高度重視和補齊一些涉及國家戰略安全的關鍵科技領域的科技規劃“短板”，如國家生物安全戰略規劃、糧食安全戰略規劃、信息網絡安全規劃等，以及一些關鍵國土區域(如長江、黃河等重要生態帶)的生態保護科技規劃等。

推進科技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科技創新范式革故鼎新，科技創新應用顛覆突破，不適應科技創新發展新特點與新規律的傳統“科技管理”必然阻礙科技發展。因此，科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必須與時俱進，有效適應新科技革命的規律與特點。科技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需要改變、需要提高的方面很多，如：全社會科學文化的根基不深，科研機構行政化管理現象突出，科技管理方式急功近利的現象盛行，政府科技管理人員培養使用機制陳舊，科技經費資源配置過程透明度低，科研環境氛圍不夠安靜，以及科研人員心浮氣躁等。存在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我國科技治理體系仍較傳統，科技治理能力明顯落后。

要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功能，必須大力促進科技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根本要求是以在全社會樹立起“創造創新至上”的科學價值觀和科學發展觀為導向建設良好的創新文化和創新環境。①以建設活力迸發的創新生態為導向，不斷完善科技創新制度設計和科技創新制度體系建設;②改革科研機構傳統“行政化”管理方式，形成適應現代科學創新規律的科研機構管理和評價機制;③建立“懂科學者管科學”的政府科技管理人員培養使用的科學化機制，從科研人員中選任優秀的科技管理人員;④以特定的科學目標為導向配置科技資源，形成國家戰略目標導向與科學探索目標導向相結合、機構穩定支持為主和適當競爭擇優支持相結合的分類資源配置和管理機制;⑤以不斷解放和激發人才的創造力為導向，塑造學術自由、寬松和諧、靜心致研的學術研究環境和科研評價機制。全面優化科學研究環境，努力為科學發現創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和條件。

全面完善促進科技發展的政策體系

我國在研發投入強度、三方專利占比、知識產權貿易收入、諾貝爾科學獎、科技領域國際權威獎勵、世界一流大學、世界一流研發機構和企業等方面與科技強國特別是美國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我國科技發展必須在真正體現科技創新能力的關鍵指標上有“質”的突破和大的發展。科技政策工具及其組合是政府促進科技發展的關鍵抓手，需要不斷予以完善建設。

完善科學的科技計劃體系與經費投入政策體系。既要體現國家目標導向的定向基礎研究，也要兼顧科學家自主選題的自由探索性高風險基礎研究;既要支持國家戰略需求導向的關鍵核心領域方向的應用發展研究，也要支持市場需求導向的前沿技術應用開發研究;既要穩定支持關系國計民生的社會公益性研究，也要支持涉及國家戰略安全的未來戰略儲備性研究;既要設計和布局國家競爭性科技計劃和項目，也要穩定支持國立科研機構按照機構定位自主布局研究計劃和項目。

形成國立科研機構管理與發展評價的規范政策體系。以機構不同類型特點和機構定位，按照 5 年周期(對基礎研究機構可以更長周期，如日本 RIKEN 已經改為 7 年周期)評價機構發展狀態，指導機構調整改革或撤并退出，促進機構保持創新活力和發展潛力。科研機構管理的體制機制需要不斷改革完善，這是一個動態過程;但也不宜頻繁“瞎折騰式”改革，那樣反而破壞機構穩定發展和持續創新勢頭。在科研機構管理上，一個更重大卻往往難以公開討論的問題其實是機構負責人選任的管理決策機制。同樣的體制、不同的負責人，其領導和管理結果大相徑庭。觀察一些發展不好的機構，問題往往就出在負責人選任不當上，而這往往被籠統地歸為體制機制問題。其實在特定的環境下，科研機構的發展狀態好壞主要決定于其負責人——卡文迪什實驗室就是典型的成功范例。從來未見過對因為機構負責人選任不當而導致機構衰敗的選任機制及其責任的審視和檢討。因此，完善科研機構負責人“選賢任能”的選任機制至關重要。

完善科學人才培養、使用和評價政策體系。在國際科技人才爭奪的大背景下，要致力于建設和逐步完善以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才教育培養、使用和評價政策體系，真正實施人才分類評價機制，下放評價權限——“誰使用誰評價”。完善領軍型科技創新杰出人才的培養、使用和評價政策，特別是拉長評價周期，切實減少日益盛行的過度評價對人才發揮作用的干擾。完善“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國際科技合作計劃和國際科技人才交流使用政策，使我國成為全球一流科技創新人才樂于追求并能發揮聰明才智的創新創業“樂土”。

機構評價、項目評價與人才評價，都是對科技活動不同對象的評價，評價的導向應當是引導被評價的創新對象更好發揮其科技創新創造作用。對于高度復雜的科技創新體系和科技活動主體與類型，不要試圖建立統一的評價體系，科技評價的權限應歸于相應科技活動的管理主體。要改革目前存在的“一刀切”、簡單化、數量化、指令性的評價文化和評價方式，建設指導性、分類化、分層次、個性化、針對性、質量化等評價文化和評價方式，營造有利于科技創新的管理文化環境。(作者：張志強、陳云偉，中國科學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標簽： 經濟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