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以來，A股指數震蕩上揚，市場逐漸升溫，多重利好消息加持下，股民入市情緒高漲，戶均資金交易量亦向上攀升，多家券商APP的月度活躍用戶數也明顯上升。

近年來，券商炒股傭金費率持續下行，盈利空間收窄。但為了吸引更多客戶，券商傭金價格戰暗流涌動，無形之中潛藏著一些“暗礁”。比如，對于新開戶的股民，自然享受到更加低廉的交易成本;對于部分老股民，卻顯得不那么“友好”，如若在信息不對稱及未知曉的情形下，被收取的傭金費率或許遠高于行業標準，經年累月后甚至累積起懸殊的差距。

增厚錢袋、貢獻不菲收入之時，經紀業務之“殤”卻未曾改變，在主營收入結構占比中逐年下降，行業紅海屬性愈發凸顯。提升客戶的服務質量，精耕細作贏得客戶的信任;加大產品及業務研發創新力度;差異化經營各司其職，或將成為未來券商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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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調整未告知

資深老股民鄧林(化名)近來遇到一件煩心事。2006年12月，鄧林在上海某券商營業部開戶，開啟自己的炒股生涯。彼時，券商營業部為零售客戶多執行千分之幾的交易傭金收費標準。

之后，伴隨A股證券交易經手費收費標準不斷下調，券商傭金費率接連下探，直至進入“萬字頭”時代。而今開戶，券商手續費的行業報價，雖未有統一標準，但多在萬分之三附近徘徊。

近段時間，由于股市行情向好，老股民鄧林的交易頻率及資金量漸長，擬重新開設一個新的證券賬戶進行交易，這時他才發現，傭金已降至萬分之幾，而他原來的賬戶還是執行千分之幾的交易費率。

鄧林向記者提供的一份歷年傭金收取情況統計表顯示，經過不同年份單筆交易的間接測算，2006年-2020年，券商實際對自己收取的傭金費率大約維持在千分之1.7至1.9的區間。如若按照現有約定標準萬分之三的費率粗略計算，僅近三年間，考慮到信息不對稱等因素，鄧林高于普通新開戶股民的傭金便逾30萬元。

此前十幾年間，鄧林表明，未接到開戶券商以主動渠道告知(如電話、短信等方式)傭金收費標準下調的信息。

鄧林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事情發生后，自己曾去所在營業部咨詢過傭金變更的相關事宜。營業部工作人員表示，公司官網上有傭金下調、客戶可攜帶身份證來營業部辦理的公示，現可為鄧林調整為最新開戶的傭金費率。

由于未變更事實存續的時限較長，鄧林認為，針對交易傭金費率下調，證券公司應盡到及時對客戶主動告知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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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有無告知義務

針對此事，投資者的看法不盡相同。來自上海的資深股民吳先生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證券公司的客戶經理應該及時告知客戶傭金費率下調的情況，或至少應提醒投資者關注傭金的浮動等。也有股民認為，如同做生意，不同的客戶擁有不同的議價權及意愿。投資者應及時關注到證券公司傭金的變更，主動要求券商下調費率，自行掌控交易行為的細節。

上述券商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2010年以來，證券行業傭金管理逐步從粗放走向規范。根據《關于進一步加強證券公司客戶服務和證券交易傭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監管要求以及自律規范，公司建立營業部客戶證券交易傭金管理制度，并要求營業部嚴格履行新增客戶證券交易傭金收取標準及傭金“雙留痕”工作;存量客戶根據客戶分類參照新增客戶由雙方協商執行。目前，公司上海地區營業部傭金收取標準均向上海證券同業公會備案，營業部執行的傭金標準、場所及公司網站公示的傭金標準與備案的傭金標準保持“三一致”。

“有下調需求要去找券商主動申請，不然一般不會主動降低傭金水平的。”某券商營業部經理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問題的焦點在于，券商究竟有無主動告知客戶的義務呢?

上海漢盛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建新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券商傭金的收取，基于雙方合同的約定，實質上是雙方自發建立起的一種合同關系。擬發起傭金下調意愿，意味著雙方合同擬發生變更。券商與每位客戶約定的傭金費率、收取的實際傭金不完全相同，還是需要依據彼此約定的協議書或合同，作為雙方之間的合意事實基礎來進行調整。

在王建新看來，如果客戶發起下調傭金的要求或申請，根據現在最新的行業標準，券商原則上是會同意的，屬于正常的合同變更，未發起則視為執行原有合同內容。因此，期間未主動告知，不構成對客戶知情權的侵犯，亦不構成不當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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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傭金浮動收取

“官網上面的傭金費率是萬分之三，我們可以重點標注一下，幫你下調到能夠給到的最低，接近萬分之一的水平。”為了吸引新客戶，一位券商營業部的客戶經理在電話中如是說。

除去經紀業務去通道化轉型的現實需求，滬深交易所經手費的不斷下調，部分也促使券商有更加充盈的成本下調傭金費率，進而吸引到更多的客戶。

據悉，交易經手費是證券公司支付給證券交易所的費用，而傭金則是普通投資者或機構投資者在買賣股票的時候支付給證券公司的費用。

一般來說，傭金包括萬分之0.2的證管費、萬分之0.487的證券交易經手費、萬分之0.2的過戶費。另外，根據每年的分類評級，券商還需按比例繳納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

如此計算，券商的經紀業務剛性成本，即交給交易清算機構的手續費用，合計約在萬分之一左右，人員工資、場地租金、IT系統設備技術等其他開銷還未列入。

為進一步降低投資者交易成本，2012年-2015年，滬深交易所多次下調A股證券交易經手費收費標準，由原按交易額0.11‰收取降為按0.087‰雙向收取，持續下調至按成交金額0.0487‰雙邊收取。

按照現行的傭金浮動制，券商向客戶收取的傭金不得高于證券交易金額的千分之三，也不得低于代收的證券交易監管費和證券交易所手續費等。因此，各家券商在制定自家的傭金標準時，擁有一定的自主權。

記者通過對各大券商傭金水平調查發現，目前券商的交易傭金費率基本上以萬分之三為基準浮動。而決定傭金高低的標準，主要是開戶者的資金量與交易量。近期行情漸長，個別營業部甚至給出“萬一免五”(按照成交金額交的萬分之一收取交易費用，而且免去最低5元的“門檻”)的報價來吸引客戶。

動態來看，同一家營業部的不同股民之間，傭金亦相差懸殊。新開戶的股民，開戶傭金報價萬分之三，最低萬分之一，而十多年前開戶的老股民，可能現在傭金還是千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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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傭金提服務

當前涉及券商交易傭金收取問題，《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中的相關規定主要如下：

證券公司向客戶收取證券交易費用，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并將收費項目、收費標準在營業場所的顯著位置予以公示。證券公司違反規定收取費用的，由有關主管部門依法給予處罰。

記者調查發現，類似“開戶即享萬三傭金”、“低傭金，萬2.5起”的標語，在一些券商的官網上較為常見，不少都采取低傭加積分、禮包的方式展開組合營銷。

至于傭金費率的浮動區間，一般較少明示，部分券商會在營業部的電子互動屏的層疊窗口上顯示，實踐中一般在工作人員引導下注意到的可能性更高。告知傭金的實際浮動范圍，大多數券商還是在開戶的時候，通過口頭的方式與客戶私下協商調整。

證券經紀業務的本質是為客戶提供中介服務，滿足客戶在投資過程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實際上，證券交易傭金管理是重要一環。

2010年9月，中國證券業協會發(2010)157號文件明確，加強證券交易傭金的管理，形成科學合理的服務定價機制。證券公司應公平對待所有客戶，實行同類客戶同等收費、同等服務同等收費的原則。

彼時，中國證券業協會在發文中表示，一些證券公司采取了以低于成本的證券交易傭金水平、“零傭金”等方式招攬客戶，又在客戶不知情的情況下隨意調高證券交易傭金收取標準，向客戶承諾證券買賣收益或賠償證券買賣損失，貶低同行、進入同行營業場所勸導客戶等違法違規和不正當競爭手段，侵害了投資者合法權益，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

2015年3月，中國證券業協會會議表決通過廢止了15件自律規則，其中亦包括上述文件，即效力存續性不再。

然而，加強客戶服務工作，提升客戶服務水平，讓投資者享受到更低交易成本和更優質的服務，依然是券業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義及案頭要務。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調低傭金費率，應屬券商的明智之舉。券商的傭金收入，主要來自于股票交易和融資融券等方面。考慮到傭金費率下行速度較快，單純依靠傭金獲取收入，已不再成為券商的主要目的。附加業務逐漸成為券商的關注重心，首先便需要搶占市場和開戶資源，然后通過公司量體裁衣的產品和業務研發創新來深度開發客戶。”

在董登新看來，未來券商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從產品和業務研發上下功夫，通過提高服務質量，精耕細作贏得客戶的信任，推銷更多高附加值的理財或資管產品。

未來券商產品種類及業務類型，將會越來越豐富，提前將客戶資源收入囊中具有必要性。當然，最終的行業洗牌，還是會拉開差距，誰能贏得真正的高凈值客戶，便是關鍵。

“從高附加值業務的拓展，到高凈值客戶的占有，或將成為未來券商白熱化競爭的焦點。尤其是頭部券商，或將會在個性化品牌特色方面下足功夫，同時在人才儲備、產品開發、客戶拓展等方面做好準備，更好地迎接中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持續深化。”董登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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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業務謀變

2020年上半年，得益于證券交易量及活躍度提升，券商經紀業務收入大漲，狂攬傭金620億元，已達去年全年近八成。在股市交投點燃盛夏熱情之際，券商APP一度出現宕機等現象。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滬深兩市日均成交額為7887億元，較2019年日均成交額增加約2300億元。截至6月30日，兩市兩融余額達1.16萬億元，較年初的1.03萬億元上漲12.6%。

經紀業務作為券商的“老大哥”，雖然能在市場行情上揚時為券商貢獻不菲的收入，但近年來，其在主營業務收入結構中已發生重要變化，即證券經紀業務占比正在逐年下滑。

中國證券業協會的數據顯示，2019年，133家證券公司實現營業收入3604.83億元，其中代理買賣證券業務凈收入(含席位租賃)為787.63億元，占營業收入的比重為21.85%，而2016年、2017年、2018年的占比分別為32.1%、26.37%、23.41%。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多家頭部券商證券經紀業務收入占比均出現下滑趨勢。中國銀河證券、招商證券、申萬宏源代理買賣證券業務凈收入均較2018年下滑5個百分點以上;中國銀河證券從2018年的34.9%直接下滑到26.71%;“券業一哥”中信證券更是從2018年的19.96%降至17.21%。

瑞銀證券非銀金融行業分析師曹海峰表示，未來中國券商行業集中度或將上升。根據美國經驗，1980年行業放開傭金打價格戰，頭部券商服務能力更強，獲得更多客戶。1999年，金融混業放開，再疊加牛市的效應，集中度提升較快。2012年之后，中國放開遠程開戶，券商格局可能跟(美國)上世紀80年代差不多，互聯網券商、第一傭金券商加上頭部券商，整體競爭環境發生較大變化。

曹海峰判斷，未來券商這幾塊業務的收入增長空間較大：投行業務，還有主經紀商和兩融業務，特別是融券業務、衍生品、機構業務的發展。

伴隨傳統經紀業務的盈利空間不斷縮窄，大券商增長乏力的同時，中小券商面臨生存壓力也愈發顯著。

銀泰證券股轉系統業務部總經理張可亮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伴隨行業集中效應加強，未來中小券商的發展趨勢應是差異化經營，盡可能放棄全牌照‘迷戀’，在一個相對有優勢的領域內做強，并保持競爭力，至少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而不是四面出擊。同時，隨著資本市場的改革深化及大發展，未來資產管理、財富管理、投行等業務面臨較大開發空間及發展機遇，專業化、精細化的經營模式，依然能夠看到曙光及希望。”(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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