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2022年，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通貨膨脹急劇上升。結構性趨勢表明，問題將是長期的，而不是暫時的。具體來說，許多國家正在進行各種“戰爭”，有些是真實的，有些是隱喻性的，這將導致未來更大的財政赤字、更多的債務貨幣化和更高的通脹。

世界正在經歷一種“地緣政治蕭條”，西方與俄羅斯、伊朗等國的競爭不斷升級。冷戰和熱戰都在上升。俄烏沖突仍可能升級，或北約卷入。以色列和美國正在與伊朗發生沖突，而伊朗眼看將成為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整個中東是一個火藥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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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歐洲和北約正在重新武裝，中東和亞洲的幾乎每個國家也都在重新武裝，包括日本，它已經開始了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軍事建設。提高常規和非常規武器的支出幾乎是肯定的，這些支出將對公共財政造成壓力。

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戰爭”也是代價高昂，對公共和私營部門都是如此。未來幾十年，氣候變化減緩和適應每年需要花費數萬億美元，認為所有這些投資都將促進增長的想法是愚蠢的。在一場摧毀了一國大部分實物資本的真正戰爭之后，投資激增當然可以帶來經濟擴張，然而，該國因為損失了大部分財富而變得更窮。氣候投資也是如此，現有資本存量的很大一部分將不得不更換，要么是已經過時，要么是已經被氣候驅動的事件摧毀。

我們也在為未來的流行病發動一場代價高昂的“戰爭”。由于各種原因——其中一些與氣候變化有關——有可能成為大流行的疾病暴發將變得更加頻繁。無論國家是投資于預防，還是投資于事后應對未來的健康危機，都將長期承擔更高的成本，此外還要承擔社會老齡化和現收現付醫療保健系統和退休金計劃帶來的負擔。據估計，這種無資金來源的隱性債務負擔已經接近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顯性公共債務水平。

此外，我們將日益與“全球自動化”（globotics）的破壞性影響做斗爭：全球化和自動化（包括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結合正在威脅越來越多的藍領和白領職業。政府將面臨幫助落后者的壓力，無論是通過基本收入計劃、大規模財政轉移支付，還是通過大幅擴大公共服務。

即使自動化導致經濟增長激增，這些成本仍將很高。例如，維持每月1000美元的微薄的全民基本收入將花費美國約20%的GDP。

最后，我們還必須打一場應對日益加劇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緊迫的“戰爭”。否則，困擾年輕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家庭的不適將繼續引發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強烈抵制。為了防止民粹主義政權上臺并奉行魯莽的、不可持續的經濟政策，自由民主國家需要花費大量資金來加強其社會安全網，許多國家已經在這樣做。

打這五場“戰爭”代價高昂，經濟和政治因素將限制政府通過提高稅收的籌資能力。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尤其是歐洲）的稅收占GDP比率已經很高，逃稅、避稅和套利將使對高收入和資本征稅的努力進一步復雜化（假設這些措施可以通過游說者或讓中右翼政黨買賬）。

因此，發動這些必要的“戰爭”將增加政府支出和轉移支付占GDP的比例，而稅收收入卻不會相應增加。結構性預算赤字將比現在更大，導致不可持續的債務比率，增加借貸成本，最終導致債務危機，對經濟增長產生明顯的不利影響。

對于以本國貨幣借款的國家，權宜之計是允許更高的通貨膨脹率以降低長期固定利率名義債務的實際價值。這好比是向儲戶和債權人征收資本稅，而使借款人和債務人獲益，它可以與金融抑制、資本稅和徹底違約（對于以外幣借款或債務主要是短期的或與通貨膨脹掛鉤的國家）等補充性嚴厲措施結合使用。由于“通脹稅”是一種微妙的、偷偷摸摸的稅收，不需要立法或行政批準，因此當赤字和債務越來越不可持續時，它是阻力最小的默認路徑。

我在這里關注的主要是將導致支出增加、赤字、債務貨幣化和通貨膨脹的需求方因素。但也有許多負面的中期總供應沖擊可能加劇滯脹壓力，增加經濟衰退和連鎖債務危機的風險。大穩健已經死去并被埋葬，大滯脹債務危機正在逼近。

（作者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榮譽教授，Atlas資本團隊首席經濟學家。版權：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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