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合作社，還沒開始種地，就已經開始賠錢了。”付君稱。

(資料圖片)

據付君觀察，今年春季，黑龍江省富錦市及周邊地區，接連出現多起合作社租地違約的情況。之所以如此，在于有些合作社年前高價拿地，導致種地成本過高。然而，今年年后大豆價格“逐級而下”，玉米受小麥連累，價格也呈下跌態勢。糧價持續不斷地下行，為全年糧價走勢定下基調，很大可能是秋后糧價難以達到投資預期。由于東北農戶主要輪作玉米—大豆，這意味著虧損將是大概率事件。與其投資種地后虧損更大，倒不如現在違約，只是損失一點定金。

付君是富錦市劍峰農作物種植專業合作社的股東之一。該合作社由于嚴控拿地成本，發展得還算平穩。盡管2021年初成立至今只有三年，但穩扎穩打，規模已擴大至3萬多畝。

談及一部分合作社“尚未種地，就已賠錢”的真實寫照，付君稱，近兩年，很多合作社種糧食掙到錢了，總感覺只要種上糧食，“錢就揣到兜里面了”。但是，天底下哪有穩賺不賠的行業？

“今年的租地違約，損失定金，也是對投資者‘賭徒’心理的警示和打擊。”他說。

業內人士認為，今年的地租上漲，與空前的大豆補貼有一定關系。大豆補貼固然有利于擴種大豆，但也變相推高了地租，增加了農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的種糧風險。

黑龍江黑河大豆收獲現場（資料圖）/ 視覺中國圖

種糧收益收斂，投資者違約止損

由于近兩年投資機會有限，而糧食安全備受重視，尤為重要的是，糧價走高，糧食豐產甚至創歷史新高。于是，糧食成為投資者眼中的“香餑餑”，“下鄉種糧食”也在資本中引起共鳴。

劍峰合作社選擇在富錦市深耕糧食生產，跟付君是本地人有關，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富錦市盡管是縣級市，卻是黑龍江省耕地面積第一大縣，耕地面積占全省1/20。

付君稱，在這邊發展農業，可謂得心應手。對劍峰合作社而言，3萬畝只是起步，15萬畝才是未來目標。

在東北地區，每年秋收之際，就要張羅租地事宜。2022年秋季，彼時糧價高企，地租亦堅挺。由于摸不清來年的糧價走勢，其他投資者又競爭性拿地，若下手晚的話，很可能就無地可租。面對這樣的情況，劍峰合作社還是將拿地成本控制在每公頃（1公頃等于15畝）1.3萬元以內。一旦超過預期，寧可把地讓給其他投資者。

這樣的謹慎，并非所有投資者都具備。據付君介紹，去年秋，就有投資者以1.5萬元的成本拿地，高的甚至達到1.7萬元。“很多風險管理意識不強的投資者，就把定金交了。”他說。

按照慣例，投資者需要交納一部分定金，以確保拿地，定金為每公頃1000~2000元。由于規模投資者動輒幾百、幾千公頃地拿地，也就意味著，定金少則幾十萬元，多則幾百萬元。然而，在今年糧價走低之后，那些以1.5萬元~1.7萬元拿地的投資者頓覺不妙。在三四月份，春耕備耕期間，陸續出現了租地違約的情況。

如果前期拿地成本過高，那么投資者現在寧可違約不要定金，也要及時止損。“尚未種地，就已賠錢”，正是一部分合作社的真實寫照。

付君稱，近年的糧食單價、產量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甚至是多年來歷史高位。那些指望高價拿地，繼續賭行情，指望單價、產量會續創新高，就是投機心理在作祟，租地違約也就在所難免。

地租大幅上漲，富錦市是黑龍江省的縮影。據大豆天下網負責人李宏磊介紹，今年6月前后，行業協會分東、西兩線對黑龍江全省大豆產業進行調研。調研發現，大部分地區的地租都有明顯上漲。

以公頃為單位，以黑龍江省有代表性的地區為例，在該省東部地區，哈爾濱市賓縣從去年的7500元漲至今年的1萬元；佳木斯從去年的1萬元漲至今年的1.2萬~1.6萬元，其中，下轄富錦市多數在1.4萬元附近，較去年上漲1500~2000元；雙鴨山市寶清縣今年普遍在1.3萬~1.4萬元，相較去年1萬元出現大幅上漲；虎林市從去年的1.35萬~1.5萬元漲至今年的1.72萬元；穆棱市雖然上漲但漲幅小于其他地區，從去年的6000~7000元漲至今年普遍在7000~8000元。在該省西部地區，綏化市海倫市今年1.15萬~1.25萬元，比去年增加1000元；黑河市五大連池市，從去年1.1萬~1.2萬元，普遍漲至今年1.35萬~1.45萬元；黑河市孫吳縣今年在8500~14000元之間，較去年增長20%左右；訥河市今年1.5萬元，較去年增加2000多元。

由于地租帶動成本過快上漲，為農業生產經營帶來壓力，也可以從宏觀數據中得到印證。據黑龍江省龍科種業集團有限公司提供的數據，黑龍江省連續三年（2020年~2022年）農作物的種植成本增長、理論收益連續下降。

數據來源：黑龍江省龍科種業集團有限公司

以畝為單位，在不考慮輪作補貼的情況下，這三年的種植成本，玉米分別為848元、919元、1184元，大豆分別為733元、825元、1066元；這三年的理論收益，玉米分別為390元、349元、119元，大豆分別為396元、314元、40元。

黑龍江省龍科種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銘豐稱，之所以理論收益一路下行，與地租上漲有直接關系，尤其是2022年，地租同比暴漲39.3%。在地租上漲的催動下，2022年玉米、大豆的種植成本上漲均接近30%；在糧價走勢上，玉米上漲0.05元/斤，大豆下跌0.1元/斤，從而直接拉大了畝均比較收益，達到80元。

大豆振興與地租過快上漲

固然違約止損與投資者的冒進有關，但離不開年前地租大漲、年后糧價走低。地租的漲跌，取決于種糧收益。當季種糧收益上升，直接帶動來年地租上漲。年后，農業補貼也支撐著地租行情。

付君稱，近年來，投資者種糧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與兩方面因素有關。一是種糧收益明顯。農業趕上好年景，糧食連續豐收，而且糧價在動蕩局勢中走高；二是農業補貼力度增加。

今年以來，隨著糧價走低，地租原本也有所收斂。然而，3月春耕備耕之際，黑龍江省公布大豆補貼達到每畝350元以上，較去年提高41.1%，如此力度的補貼，使農戶的心理也發生了變化，地租又堅挺起來。

“補貼力度大增，直接推高了投資者的拿地成本。”付君認為。

值得注意的是，地租的過快上漲，與玉米的關系更為直接。東北地區的主流輪作模式是“玉米—大豆”，即今年種玉米，次年就要輪作大豆。從比較收益來看，不考慮補貼，玉米遠高于大豆，即便考慮大豆補貼、輪作補貼，玉米也要高于大豆，只不過差距有所收斂。換句話說，大豆受玉米連累，被動承受著地租上漲的后果。

關于大豆擴種，我國也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玉米出現階段性供大于求，2016年推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減玉米，擴種大豆；二是基于國際局勢動蕩的現實，2019年啟動第二輪大豆振興計劃，擴種大豆，提高自給率。業內人士稱，這是長期的、戰略性的舉措，是基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的調整，并非權宜之計。

然而，本輪大豆振興是靠高補貼支撐起來的。其基本邏輯在于，2019年之后，地租也進入上行周期，跟隨玉米收益的增加而不斷上漲，大豆擴種始終面臨地租上漲的挑戰。于是，為確保大豆種植面積穩中有擴，提高大豆補貼也就勢在必行。

事實上，高補貼帶來的負面效應，已越發凸顯。最直接的表現是，扭曲土地流轉市場，變相抬高地租。付君認為，表面上看，大豆補貼鼓勵農戶擴種大豆，但實際上大豆補貼是把真正的種植者給“坑”了，讓投資者在無形之中承擔了更大的風險。在東北地區，規?；N植已經成為主流。小農戶將土地租給投資者，地租若1公頃1萬元的話，今年大豆補貼上漲，都已經接近6000元，實際地租才4000元。小農戶就會想，既然這樣，為何不提高地租，分沾補貼呢？于是，在種植成本大幅上漲的情況下，一旦遭遇自然災害，農作物產量下降，投資者就會損失慘重。

其實，大豆補貼聚焦種植環節，也有客觀原因。李銘豐稱，如果不強力補貼種植環節，投資者可能就不種大豆了，基層可能就無法確保大豆面積穩中有擴，“掙不著錢，農民是不干的。”他說。

中國大豆產業協會執行會長唐啟軍也承認，目前來看，要確保大豆擴種，大豆種植者補貼是最行之有效、立竿見影的方式。針對“因為大豆補貼過高，國家給黑龍江的轉移支付太多”的言論，他認為，黑龍江省是國產大豆主產區，產量接近全國一半。表面上看，黑龍江省農戶拿了補貼，但生產的大豆大部分都要出省，運往主銷區。換句話說，這部分大豆補貼，其實最終補貼的是全國人民。從這個角度來講，適當提高大豆補貼，縮小大豆、玉米的比較收益，是很有必要的。隨著玉米價格回歸理性，玉米、大豆的比較收益能夠控制在每公頃1000~2000元，農戶也是可以接受的，畢竟對他們來說，即便沒有補貼，也要考慮輪茬問題。

從全產業鏈角度來看，深加工、種子、物流等環節同樣不容忽視。

對于深加工，唐啟軍稱，在產量上來后，要想方設法推動企業在深加工、營銷推廣等環節發力，增加大豆消費場景。“要通過市場的力量，擴種大豆能為農戶帶來切實收益，不用補貼他們也會種大豆的。”他說。

對于種子，李銘豐稱，“澆水要澆到根上”，補貼種企益處多多，既能發揮杠桿作用，又用不了那么多補貼。如果給好的大豆品種1斤補貼0.1元的話，1畝地用10斤種子，也就相當于1畝地補貼1元。黑龍江省大豆面積6000萬畝，相當于補貼6000萬元，這只是所有大豆補貼的零頭，而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對于物流，“農戶真正在意的，補貼只是一方面，最關鍵的是秋收后要能賣出去，變成錢收回來。”李銘豐稱。他建議，通過稅收、貼息、貸款等優惠措施，鼓勵物流企業將大豆從產區運往銷區，讓加工企業消化。在不用刺激的情況下，實現良性循環。如果能跟加工端形成穩定的貿易關系，哪怕將來補貼減少，也能實現大豆外運。

從消化國產大豆這個角度來考慮，李銘豐還提到一個大膽的想法，在國產大豆主產區的收獲季，也就是10月~12月，國家應該出臺政策引導國內加工企業必須優先采購國產大豆，先將國內大豆消化掉，然后才放開進口。“將全省大豆消化掉，三個月時間完全夠用。雖然不一定都能拉出去，但是已經訂單消化，剩下就是運出去的問題。此舉也可能刺激南方加工企業到黑龍江建設廠就地加工，也省去了一筆運費。等到放開進口，再使用進口大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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