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受全球新冠疫苗需求回落影響，中國疫苗出口量有所下降。

面對日趨“內卷”的國內市場，國內疫苗企業開始嘗試在集中效應顯著的國際采購中“分一杯羹”——通過獲得世衛組織的預認證，打開亞非高疫苗需求國家的銷路。

(資料圖)

比如，首個國產二價HPV疫苗——萬泰生物（603392.SH）的“馨可寧”在2021年10月獲得世衛預認證。根據該公司3月底發布的2022 年報，此款疫苗已相繼獲得摩洛哥、尼泊爾、泰國、剛果(金)4個國家的上市許可，在巴基斯坦、印尼等16國的注冊申報也正有序推進中。

然而，由于起步較晚，內部質量管理體系和溝通能力薄弱，加之預認證初期投入大、回報不確定性高，自2013年國藥集團中生公司成都所乙腦疫苗通過首個預認證至今，通過預認證的中國疫苗產品僅有10款。

過程如此艱辛的“預認證”是中國疫苗出海的最優選嗎？和十年前相比，當前中國企業選擇預認證面臨哪些新機遇，又需克服哪些挑戰？

10年僅10款中國疫苗獲世衛預認證

“和中國擁有巨大二類疫苗市場不同的是，大部分國家疫苗還是屬于公共產品，私有市場非常小。”中國疫苗行業協會疫苗國際合作促進分會秘書長，帕斯適宜衛生科技組織（PATH）中國國家代表袁瑗近日在一場研討會上表示。

公共產品的定位，意味著中國疫苗產品要想“走出去”，就需要在安全和質量上與國際標準接軌，并兼顧產品的可負擔性。

世衛預認證（Prequalification，簡稱“PQ”）是包括疫苗產品被納入聯合國各機構、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或其他國際和區域組織采購清單的重要準入標準，也表明企業研發、臨床、生產和質量體系的經受住國際標準考驗。隨后，疫苗企業可以與國際組織合作推動集中儲備采購（Stockpile），開拓國際市場。

以Gavi為例，國際采購一般用以支持研發和生產能力不足的疾病高風險國家和地區，這些區域多分布在亞非地區。

《中國疫苗行業國際合作發展報告2023》（下稱“報告”）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預認證”相當于敲門磚和試金石，對疫苗產品上市速度甚至可行性起到決定性作用，也讓企業在商業價值上得到回報。

“從趨勢來看，價值增長點還在歐美，因為疫苗單價會相對比較高，但量的增長點是在亞非國家。”袁瑗稱。

報告稱，2021年，在非新冠市場中，四大家（默沙東，葛蘭素史克，賽諾菲，輝瑞）在國際市場占比達到73%。其中，國際采購是頭部玩家角逐的重要市場。比如，在四大家的收入結構中，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同金額平均每年可達到3億-5億美元，占比約5%-10%。而受新冠疫情影響，伴隨中國生物和科興生物為代表的新冠疫苗產品相繼取得世衛緊急使用授權（EUL），中國疫苗企業在國際市場中占比達到19%（主要為新冠產品）。

前述報告測算顯示，2021年中國在UNICEF合同金額中占比從小于1％提升至10％左右，當年印度的占比達到30％。2022年，隨著新冠疫苗需求縮減，中國在UNICEF合同金額中占比迅速回落至5％以下。

2022年8月31日，工作人員在巴西圣保羅州布坦坦研究所的克爾來福新冠疫苗生產線上工作。新華社圖

中國在疫苗國際采購中話語權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獲得預認證的疫苗數量明顯落后于其他國家。

2011年，中國疫苗監管體系通過疫苗國家監管體系（NRA）評估。WHO將通過疫苗監管體系評估作為采購該國疫苗產品的前提，即只有國家監管體系通過評估，該國企業才能申請WHO疫苗產品預認證，并列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采購清單。

2013年，中國疫苗產品首度通過預認證。2022年11月，科興水痘減毒活疫苗通過了世衛的預認證，成為目前最新一款獲得世衛認可的中國疫苗產品。至此，中國花費10年時間，完成了10款疫苗產品的預認證。

除科興水痘疫苗外，此前獲得世衛預認證的中國疫苗產品還有：科興的甲肝滅活疫苗（成人和兒童兩種）和脊髓灰質滅活疫苗，國藥中生成都所的乙腦疫苗（一人份和五人份兩種），國藥中生北生研的脊髓灰質滅活和口服減活疫苗，華蘭生物的四價流感疫苗以及萬泰生物的二價HPV疫苗。

而在亞洲其他國家，印度已有112款疫苗產品通過世衛預認證，韓國和印尼通過世衛預認證的疫苗產品也分別達到20款和15款。

“疫苗行業規劃周期是非常長的。從國際采購的角度來說，世衛組織會出臺疫苗優先清單，從清單出臺到真正有產品進入國際組織采購，需要8到10年的周期。” 袁瑗說。

她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進一步提到，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每五年會做一個疫苗投資戰略(VIS)，2023-2024年是Gavi制訂2026-2030五年VIS的時間，也是各個企業跟Gavi溝通他們的產品線、技術、產能、可能的價格和時間表的機會。

換言之，中國企業想要在通過預認證的基礎上，加入該戰略，機會的窗口期就在2023年。“錯過提早溝通時間窗的企業，將在2025-2026年陷入較為被動的局面。” 袁瑗稱。

業界：“叫好又叫座”比較難

雖然“預認證”已被業界公認是中國疫苗企業出海“最成熟的路徑”，但在頭部企業試水成功后，卻鮮有后來者加入。

嘗試國際化的中國疫苗企業更傾向于選擇“出海”的其他路徑。比如，有的疫苗企業選擇將海外高需求產品在目的地加速注冊審批；有的通過技術轉移實現產品“出海”和本地化生產；有的則通過與CDMO（合同研發生產組織）合作，由CDMO在海外的基地與疫苗企業合作在目的地國家生產商業化批次。

這些探索也并非一片坦途。“由于信息不對稱，海外信息和合作伙伴很難找。此外，他們對中國品牌、中國創新技術或持質疑態度，尤其是對于我們初創公司而言。”成都威斯克生物醫藥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衛東說。

這些本土疫苗企業為何繞開“預認證”——這一能夠讓疫苗產品的質量和安全性獲得權威背書的“出海”路徑？

袁瑗認為，拿到世衛認證當然很好，對于開拓國內市場也是一個加分項。但問題在于，預認證或將帶來較大的投資成本。

“預認證有很多情況。如果因為與GM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和世衛的要求有差距，改造內容涉及廠房硬件，投資成本是巨大的。同時，國內上市的疫苗往往在臨床數據上，也與世衛的標準存在差距，這又涉及到相關比例的海外臨床數據，從獲取難度上也不小。”袁瑗說。

據首個通過預認證的乙腦疫苗企業中生成都所的相關人員介紹，成都所從2006年起花了7年時間，投入近8億元，建成了包括乙腦疫苗生產車間、spf動物生產車間等符合國際標準的廠房設施。

另一方面，國際采購會根據預算和預計疫苗需求，再進行籌資固化。被納入采購清單的疫苗還需兼顧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疫苗可負擔性。而同時，如果考慮加入國際采購，國際采購的供需關系并不穩定。換言之，試圖“以價換量”的國際采購，投資回報具有不確定性。

此外，自家公司的疫苗產品優勢是否可以在國際采購中體現出來，也是疫苗企業的考慮因素，而創新性并非是首要評判標準。袁瑗告訴第一財經，在公共衛生問題中，比創新更重要的是解決問題。“比如新型口服脊灰疫苗（nOPV）就是為了減少毒力返祖。”

如此種種，加深了本土疫苗企業通過獲得預認證開拓海外市場的顧慮。“這是個較難做到叫好又叫座的問題。” 袁瑗說。

但在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高級項目官杜珩看來，對于企業而言，預認證是個邊際成本遞減的“出海”路徑。

“如果企業做過一次，后面就比較有經驗，第二個和第三個產品獲得預認證就會相對容易，并不是說需要一個一個地均等投入。”杜珩表示。

她舉例稱，比如，（印度）血清所已經做得輕車熟路，現在開發出一個產品就可以進行預認證，而不用額外加大投入；在國內，科興和中生也在首款產品獲得預認證后，陸續將多款產品提交預認證。其中，中生方面，目前正有意讓每個研究所進行一次預認證。在準備預認證的過程中，該研究所可以整體提升內部質量管理體系。

另一方面，國內疫苗監管的從嚴趨勢，亦迫使企業提升質控標準，并為中國企業獲得國際認可創造條件。

去年8月，中國通過WHO標準升級后，新一輪疫苗國家監管體系（NRA）評估。國家藥監局彼時發文稱，通過評估，不僅意味著中國擁有穩定、運行良好且完整統一的監管體系，能確保在中國生產、進口或流通的疫苗質量可控、安全、有效，也是我國疫苗出口全球的重要基礎。

往后看，中國疫苗產品預認證數量將呈“穩步上升、管線可觀”局面。根據《中國疫苗行業國際合作發展報告2023》，除“10+3”已通過世衛預認證和被納入緊急使用清單的本土疫苗產品之外，目前還有另外11款已提交申請或者進行現場檢查。

此外，該份報告根據截至今年1月的公開信息預估，2023年和2024-2025年預計提交申請的本土疫苗產品研發管線分別有3條和9條。截至 2030年，獲得世衛預認證的中國疫苗產品累計可達到6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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