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多點散發、極端高溫干旱、國際局勢推動化肥等農資產品漲價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各地積極主動作為，全國夏糧總產量2947.8億斤，比上年增加28.7億斤，為全年豐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讓全國農民又一次喜迎“中國農民豐收節”，各類農產品供給充裕，中國人的飯碗更加牢固地端在自己手中。

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農產品量足價穩是穩物價、保民生的堅實支撐。由于農產品價格彈性低，豐收之后往往會“谷賤傷農”。這是世界各國在發展農業中遇到的核心難題，關系著農民積極性及農業生產波動。因此，豐收之后更要讓農民“增收”。我國通過保護價收購等舉措，對農產品流通機制進行直接干預，保護了農民利益。但是，這些直接干預的辦法往往會導致農業供給側調整滯后，導致供需不匹配。為了進一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農民根據市場需求合理安排生產，需要進一步增強價格信號的引導作用，構建更加高效的農業流通機制。為此，可以借助數字技術，以各類平臺為載體，降低交易的信息成本，提高農產品流通效率，實現“豐產增收”。

信息成本曾經制約著我國的農產品交易。原有鄉土中國的基本特征是熟人社會，一方面，鄉下人流動性低，信息閉塞;另一方面，農產品主要基于一定血緣、地緣的人際關系進行小范圍交易，市場規模小，價值低，傳導到生產過程，農產品的生產規模必然小。這種市場和生產特征，容易導致農產品交易量小。伴隨改革開放進程，一些農民沖出傳統血緣和地緣范圍，離土出村，變成掙取非農收入的“農民工”。但是，農產品進入現代市場經濟的征途卻困難重重，表現在市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交易規模難以擴大，市場價值難以實現，農產品生產的專業化和規模化也難以實現，農業經濟的生產和經營組織難以變革，農產品價值難以提高。

數字經濟打通了農產品供需雙方的“信息天塹”。近年來，農產品電商尤其是直播電商、內容電商等新模式、新業態蓬勃興起，擴寬了農產品的貿易范圍和客戶群體。在數字鄉村指數增長最快的100個縣里，有91個來自西部地區。以快手平臺為例，2022年前八個月，農產品帶貨數量最高的十個城市中，南寧、西安、成都三大西部城市帶貨快速增長。“直播+短視頻”模式快速提高了產品滲透率，南北方水果交易到了國內各個角落，打破了以往從中心城市向三四線城市產品擴散的模式，以信息流溝通了供給和需求。

打通“信息天塹”的關鍵在于，平臺經濟消除了傳統農村社會與城市社會的信息阻隔，便利了遠在天邊的潛在買者與實在賣者之間的直接交流，賣家將產品提供給消費者，大大節約了交易費用。平臺和直播也提高了交易的信任度，買家靠質量和誠信贏得客戶。客戶規模的擴大促進了產品和市場規模的擴大，形成了平臺交易的網絡效應。

數字經濟推動了新型農產品流通機制的構建。政府和企業搭建起信息基礎設施，農民配上一臺電腦，連接上網線，一樣樣“農產品”就可以跨越傳統鄉村范圍，遞到四面八方的買者手中，改變了傳統的流通機制。

為什么沉睡了幾千年的鄉土文化能被數字經濟撼動?第一，平臺擴大了產品流通半徑。傳統的鄉村社會的優質產品通過直播、網店等售賣形式走出傳統鄉村熟人社會，擴大了交易半徑、交易人群，從而形成有規模的交易。第二，數字經濟助力農業電商市場體系形成。平臺讓農民們可以先開店，后生產，先找買家，再做賣家，通過方寸屏幕，根根網線，連接起海量市場，繁榮鄉村電商生態。第三，信息聯通推動產業體系的生長。網絡將鄉村以外的需求信息通過網店輸入鄉村，農戶們可以在自家庭院或宅基地上辦廠，以信息化對接市場，以“鏈”式組織生產。第四，數字經濟推動形成規范的服務體系。伴隨網店和產業鏈的壯大，農產品電商服務體系不斷壯大，從而給鄉村提供會計財務、法律、注冊、知識產權保護、品牌商標辦理、企業體系認證等服務。

數字化平臺將市場的舞臺搭到了鄉村，通過低成本的新型流通機制，蓄勢待發的農民理性地對需求做出反應，需求創造生產，市場創造服務，通過鄉村振興保障農產品供給，讓“豐收節”更成為“增收節”。(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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